曾国藩的一生，始终保持吉星高照之相，始终与竟希老人的“神虬惊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个人成才总是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对于曾国藩来说，神话围绕身边，不仅仅是成就事业的精神后盾，更是一种对天命和生命的最高诠释。在此情况之下，才能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圣人。

对于竟希老人来说，能获得这个天赐的曾家少年，为曾家感到无比光荣。因此，曾国藩是中国古代人才的一个模板，更能看出曾国藩是一个高级人才，甚至是上天宠爱的孩子。竟希老人认为这样，后来的天下人一样认为这样；同样，后来的晚清政治也承认这一事实。

在神话和传说的作用之下，曾国藩仕途一路顺风，并为后来的晚清带来一时稳定的局面，是真正的“中兴之臣”。在复杂的官场斗争中，曾国藩知进知退，并能创造一代官风，实是封建社会中官员们的一面旗帜。

如果说，曾国藩的仕途是顺利的，也不为过。之所以会这样理解，是因为曾国藩在官场上有进有退。与别人不同的是，曾国藩能在退却时保持正确心态，并将失败转化为自己的进步资本，最终成功实现成功、进步。就此点而论，曾国藩可称为晚清官场上的不倒翁。

道光十八年，即公元1838年，春天的脚步已走至这人间深入，处处花红柳绿，一片生机盎然。此时，曾国藩已二十有八。一身华丽的官服，头上金闪闪的顶戴花翎。人人都会想到，此时的曾国藩已意气奋发，站在清王朝进士第一名的台阶上。享受着“蟾宫折桂”的无上荣耀。曾国藩已是清王朝“抡才大典”中最优秀的凤麟之选，开始在官场上崭露头角。

当年，曾麟书快而立之年，稚子曾国藩已出世。此时，曾麟书在父亲，即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的监督下刻苦学习，孜孜以求。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曾国藩已六岁。曾国藩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全部寄托给曾国藩。这年，曾家一家人商量，决定聘请一位姓陈的老师，作曾国藩的文字师。时年十月间，竟希老人去世。

就竟希老人来说，能看到曾国藩自幼发奋，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已是莫大的满足。对于一个家教严格的家庭来说，隔辈人看到孙子能入塾学习，并表现出刻苦的天分，对家庭带来荣耀，已十分满足。因此，竟希老人去世，并无什么遗憾。就想一颗老树，看到旁边又萌发出新苗来，自然安安稳稳地倒下。

这年，曾麟书二十七岁，已参加过多次童试不第之后，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儿子曾国藩已到学童之年，自己对考试又屡试不爽。因此，打击和希望在曾麟书心中斗争。因此，他又认真的思想一番，认为，自己不能跟儿子一样上学；再者，结婚之后的人继续考试又有什么用处呢？还不如养家糊口。

这样一想，曾麟书坦然地将曾国藩叫道身边，用手抚摸着他的脑袋，道：“我儿，今父亲全力让你上学，我跟母亲累死累活也要供养你。”曾国藩眨着眼睛道：“爹，那就认真读书，将来考个功名给你。”此时，曾麟书才长长地疏一口气，坦然地凝视着窗外的天空，若有所思。

曾家始终认为自己是书香门第，为此，曾麟书一生都在耕耘。但是，屡试不第，心中懊恼。如今，儿子曾国藩才智高明，能继承自己的事业。于是就开始找工作。经过一年时间的寻找，追求，曾麟书发现自己除读书写字之外，对其他都不内行。于是，曾国藩七岁那年，他便开了家私塾，名为“利见斋”。

“利见斋”开课时，只招收了十多名学生。曾国藩的老师陈先生见状，自觉不能继续工作。于是，他便请辞，让曾国藩跟他父亲去了。此时，曾麟书又开始与诗书为伴，并准备考取功名。曾国藩理所当然成为曾麟书的好儿子，兼好学生。

曾麟书学习时并无捷径，真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但是，曾麟书却没多大长进，没有科学的学习方法。所以，一年左右时间的劳动也不能获得什么收获。在此情况之下，他的教书生涯也默默无闻，无法让学生形成长足的进步。

曾麟书认为，学习就是刻苦，无它途。他要求非常严格，终日让学生手不离书，刻苦背诵。水滴穿石，学生中竟有出类拔萃者，甚至能将诗书背得滚瓜烂熟。此时，曾国藩受到父亲的特殊照顾，加上天资聪颖，竟也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之一。但由于曾麟书始终没有得当的教育方法，因此，学生中没有出出人头地的。

曾国藩九岁时，在父亲曾麟书的悉心教育之下，渐渐知书达理，诗文经史、人际礼仪，竟能熟练掌握。此时，他已能读懂五经，并参透其意，写作赋诗，样样精通。父亲见他基本功已非常扎实，于是开始教他学习进士科考之用的八股文。当时，八股文是最高学文，中年人有时都无法参透其意，小小的少年更是勤恳学习，却只能懂得个大概。

曾国藩却不一样，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便能对八股文产生深刻认识，甚至能“以文载道”，整天游走在乡里，成为名噪一时的才子。曾国藩悟性极高，就是在古文中寻找到的灵感，并让自己一生受用。

时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出世，父亲曾麟书极为高兴，于是爽朗地对曾国藩：“今家中添香火，曾国藩又是最知理数知识，明人间道德之人，你有作诗赞扬一下弟弟吧！”曾国藩眨着眼睛，于是父亲又道：“就作一首《兄弟怡怡》吧！”曾国藩此时张大嘴巴，大声地应允了。

不到十分钟时间，曾国藩便执笔而发，一挥而就。父亲拿到手中，心中“甚喜”，赞扬道：“文章悟性极高，国藩必是成大器者，将来孝友而朋毕人心。好啊，好啊！”十四岁时，曾国藩的诗情和才华受到乡里的一致赞誉。由于影响力越大，竟与欧阳氏看重，将女儿许配过去。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

当时，衡阳籍乡绅和馆师欧阳凝祉，别号沧溟与曾麟书友好。一次，他来到曾家书塾，见曾国藩一面书生气，定是个不凡学子，于是决定浅试这位才子的才华。欧阳凝祉放一串银钱在曾国藩手上，然后认真地笑道：“你能作诗吗？”曾国藩将钱擒在手中，一动不动，盯着父亲看。曾麟书见状，拍手大笑道：“好啊！老友出题，我儿即作。”

欧阳凝祉得意至极，遂出题。曾国藩酝酿一会，拿起毛笔，在白纸上挥洒起来。作毕，欧阳凝祉拿在手中，忍不住叫道：“好诗，好诗，小子不凡。”曾国藩认真地道：“能给个什么评价？”欧阳凝祉摸着他的头道：“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由于过分欣赏此诗，他便答应将自家爱女许配给他，曾国藩就成为欧阳世家的东床少年。

再次展示自己的才华之后，曾家一家大喜过望，认为曾国藩书香门第可以延续香火。于是，曾麟书带心爱的儿子，一起去长沙府，参加了一次童试。由于当时考试题目过难，加上曾麟书教育方法不得当，曾国藩很惨淡地落地了。紧跟着，自己的父亲也宣告考试失败。

在当时，考试是唯一进士的方式，应考学习是一种很有效的学习方式。但曾家就是不得方法，因此，学习只能增加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才华，终究不能成为仕途中的人才。这与今天的学习相比，也是一种落后的方式。因为，学习不单单是增长知识，丰富才华，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为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带来利益。

归乡之后，曾麟书认为书塾并是是明镜高悬，为了能改变曾国藩的命运，即将其改入“锡麟斋”，与同族人上学。但是，这还是未改变书塾的命运，学生未有什么大进步，更可悲的是，曾国藩一直不能有实力考取功名。于是，他又将曾国藩改送邻近的石鱼石鲁庵的学馆，继续刻苦读书。

此时，曾国藩已有更大的进步，不但学习了《周礼》、《仪礼》，兼学《史记》、《文选》等课程。学业上的不断长进，很快让曾麟书发现。并在耳濡目染中，发现自己的儿子曾国藩学识已不在自己之下，自己更担当不起教育他的任务。于是，曾麟书考虑让曾国藩出乡学习，继续深造，进入县城里的书院。

这就如同现代人从中学考入大学一样，进入大学，就可以继续考试，读研究生，进而成为生活上的有用之才。曾国藩的研究生考试——即进翰林院，虽然还遥遥无期，但他进入书院——即大学之后，一直有一个理想，便光宗耀祖，成为朝廷上下有影响力的文臣。此时，曾国藩必须一步步地来，虽然他不曾想得那么远，而他的发展前途已渐渐光明，即将与湖南府的官员，甚至是朝廷官员交往。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曾国藩20岁，正直弱冠之年的他，被父亲曾麟书送进邻县衡阳唐翊庭氏所办的“桂花轩”书屋中读书。书院级别高于私塾，但与国家性质的儒学有区别，属民间学校。但是，曾国藩读了书院，即不再是小学生一般的私塾学员。从前，他是在连生员也算不上的父亲曾麟书的私塾上学，甚至不能称为私塾。因此，那些年的学习，成为曾国藩“离塾晋院”的过度。

此时，曾国藩的老师是汪觉庵先生。后来，曾国藩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不忘自己的恩师，并盛赞他是品行、学识、修养都极高。曾国藩跟随汪觉庵，学习到更多知识，并发展成一名实实在在的儒生。虽然曾国藩跟随汪觉庵学习时间不长，只一年左右，第二年便告别恩师。

究其原因，已无法考证。据多数人看来，当时是因曾国藩学习成绩优秀，遭到众学生的猜忌，无法进行学习。最后，他在书信上这样写：“衡阳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这一线索告诉我们，曾国藩当时成绩优秀，能获得老师的赏识，其他同学嫉妒，并认为他是众矢之的。

衡阳本离衡阳籍的王夫之的隐居著述之地不远，曾国藩对王夫之的学问很是崇拜，并认真学习，对自己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王夫之故地学习期间，曾国藩改名为子城，字居武。

此地不行，彼地可为。离开“桂花轩”书院之后，曾国藩又辗转来到本地最好的书院“涟滨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发现，这里一样不是读书的好地方。但是，好的人才往往都是逆境成才，曾国藩则有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极想。因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认为，能在差学生中学习是一种链段人的方式。还有，他认为学习就是一种实践与知识相互融透的过程。只有在差学生中锻炼坚忍的品行，获得为人处事之道，这才是读书、学习的真道理。

这段学习时间，曾国藩改号为“涤生”，意思极为深刻，“涤”即为“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即为“取明袁了凡之言”。这些都是曾国藩自己在日记中解释。可见，他对当时学习条件的无奈，和对自己境遇的再次肯定。学习中，“涟滨书院”的山长刘元堂先生为曾国藩的才华所动，并时时跟他对话。常常慨叹，“以为大器”。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曾家父子再次出乡，参加湘乡县参加童试。由于知识足够多，能力产生巨大进步。曾氏父子已自信满满，并熟练掌握一些应试技法。经过紧张的考试，曾氏父子满意而归。一个月左右时间之后，曾麟书顺利晋级，成功进入湘乡县学。紧接着，曾国藩晋取，以佾生注册。

曾麟书已是个枯木，此时，能在第十八次晋考中获得成功，实是枯木逢春，焕发生机，心中喜悦和自豪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此年，他已四十有三，不说是垂垂老矣，也算上接近迟暮。想到曾能光耀门楣，曾麟书心中更是无限波澜，久久不能平静。在社会上，受到别人的肯定，并用自己的实力、能力和勤奋来获得一切，往往是一个人的成为群体生活和社会成员的必要内容。因此，学习是苦的，而学习之后的收获是任何人也无法想象的快乐。

对于曾家来说，能成为一名“秀才”，已是里程碑式的进步。此时，曾麟书开始一步步地实现自家书香门第的理想，不但自己进步，而且让自己的儿子曾国藩勤学苦练，成就今生。日后，曾国藩每次回忆起这段经历，总是无限感慨发表一番：“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五六百载，曾无一人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获创获，何其难也！”

学有所成，自然要成家立业。在曾家，曾麟书已是秀才，学习道路已到尽头。而其子曾国藩则刚刚出蓝，表现出一发而不可收的劲头。就在曾麟书中第的第二年，曾国藩成功晋取为生员。此时，曾国藩二十二岁。比他的父亲曾麟书整整早二十年入第。当年腊月，曾国藩即将花样年华的欧阳氏聘娶过门。

十年寒窗，此时洞房花烛，凝视花前月下的浪漫情人，就此开始双宿双飞，生死一线。在婚姻的喜悦和快乐中过了一个月时间之后，曾国藩认为，结婚真是件让人既快乐又头疼的事。一来可以让自己成为一家之主；再来，让自己终日守护的厢房中，不能刻苦学习。于是，他咬牙决定，继续学业。

等欧阳氏渐渐对曾了解，并能真正地生活时，曾国藩坐在全家人面前，表示要继续读书。他特别指出，这次要去府城的岳麓书院继续学业。紧张的交谈和准备之后，父亲满口答应，妻子欧阳氏也默默点头，支持曾国藩的学业。于是，曾国藩带着一批银子和几个包裹，上路了。

岳麓书院是中国著名书院之一，曾有不少名儒大雅。曾国藩在此学习，获得的大量知识，成为一代宗师的资本基本在此练就。曾国藩就读时，书院院长是欧阳厚均，其为湖南安仁籍，嘉庆初年进士，曾为朝廷御史，以养母为由，告别官场。他曾是岳麓学子，老师是山长罗慎斋。

罗慎斋御岳麓书院司事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即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至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弟子三千，可谓桃李满天下。在此地，曾国藩学习发生突飞猛进的进展，并常常受到老师的嘉奖。

在岳麓书院学习刻苦，当年便考取本科乡试，以第三十六名入仕，称“举人”。在科举考试中，再升一阶，成为百里挑一的人才，实属罕见。第二年，曾国藩接连获得中秀才学位，可谓平步青云。

这一年让曾国藩对仕途充满憧憬，并决定参加来年的京师会试。坐在“公车”上，曾国藩无限遐想，渴望在仕途上一展身手。精心准备之后，紧张的考试时间过去了，曾国藩足足等了一个春天，最后发现自己名落孙山。为了不枉京城一趟，于是找个会馆住下来，继续学习，准备参加下一届（即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的京城恩科会试，满心自信的曾国藩再次落榜。一时间，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不敢见朋友，不敢跟同学切磋文艺。

但是，在京城学习期间，曾国藩已养成良好的治学态度，并确定方向，将一些陈旧的学习方法和陈规打破，思想越来越开明，知识结构越来越科学。虽然未晋级，但他为自己的收获感到高兴，为学习之外的精神享受而在别人面前津津乐道。这就是学习的最高境界。

在京城小驻一段时间之后，思乡心切，于是曾国藩便打算归乡。刚刚上路，他又转了转眼珠想：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不如先到江南游玩一番。于是，他带着仅剩的一些盘缠，一步步地向江南奔来。

路途上，曾国藩首先来到同邑中人，安徽睢宁县知县易作梅那里坐下。认真聊叙一番，了解了情况，易作梅借了百金给曾国藩。路过金陵时，江南政治第一城，六朝古都，粉黛传说的集散地，站在花红柳绿的秦淮河两岸，曾国藩顿时被良辰美景所折服，慨叹一番之后，便匆匆回到驿馆。

几天时间里，曾国藩并未去它处，只是在金陵城的书市上转悠。看到一套十三史，实在忍不住，于是就默默口袋，发现全部算进去，也不够买书钱。于是，他将自己的衣裘脱下来，抵给店里，勉强将书带回去。在书市上转悠的好几天，曾国藩迟迟不肯离去，流连忘返。

回到家中，曾国藩俨然是个丧家犬的模样。母亲忙问之。他将情况全部说明。当时，曾家并不是有钱人家，仅有的田地也只能生活。看到曾国藩借钱买书，父亲认为他是个读书人，书是贵了点，但要认真阅读，也没说明损失。于是，曾国藩一年时间不出门，将书读完。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新的一科会试又开始了。湘省离京城遥远，不但需要宽裕的时间，更需要大笔的金钱。此时，曾父只能找亲戚借钱，又将自家农活安排妥当，送曾国藩上路了。一路上，吃吃喝喝，走走停停，身上的三十缗钱竟只剩下三缗。进京城，一下榻，他便出去借钱维持生活了。

按规定，京城考试有三次，即会试，殿试和朝考，第一次曾国藩中了第三十八名中贡士；第二次中了三甲第四十二名，距前三名——状元、榜花、探花都很遥远。当时，进翰林者大部分是前三甲，曾国藩认为自己已不可能。于是准备归去，但朋友劝道：“固留之，且许为尽力”，他便留下。

在封建社会，科举一直是学生才子们热衷的考试门路，因为，科举不但能实现成家立业的梦想，而且能光宗耀祖，成为政治上的人物，真正“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就必须走仕途，而科举是唯一通向仕途的路径。无数的才子佳人，桃花美艳，这样，动情故事，都是仕途中人创作的。因此，才有唐太宗李世明“独幸端门”的故事，才有无数“圣贤”走向理想的人生道路。因此，科举是一条独木桥，但人人都想走过去。

曾国藩也不例外，但唯一让他不满意的，就是“进士出身”。因此，在初年官场上，常常受到他人的鄙视。因为此，曾国藩与李元度产生一生的隔阂，处处不能平静。

朝考之后，曾国藩大喜过望，排了个一等第三名。考试内容传递到道光皇帝手中，发现文采斐然，观点鲜明，有条不紊，实属难得。于是，圈定他为第二名。由此，曾国藩便受到清王朝重视，晋见了圣上一面。此时，曾国藩才长长地疏了一口气，仰天一笑道：“终于大功告成，可圆满而归。”

从此，曾国藩便进入翰林院，做了一名庶吉士，受到朝廷重用，一发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