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不愿写自传，也不愿意别人替他写传。他认为自己这个人很平常，不必要写传。 注 《鲁迅书简》，卷1，第79页。

在《死后》一文中，他又写了与此有关的一段话。他写自己死后有一只青蝇“嗡地一声”停在他的颧骨上，舐他的鼻尖。他于是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

可是，与鲁迅的愿望相反，由于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盛名之下，人们竟为他写下了无数的“传”和“论”。如果鲁迅死后有“灵”，对自己在国内国际上所获得的这种殊荣，会作何感想呢？

现在又出现了我这一本书，鲁迅会不会感到又来了一只“青蝇”做“论”，因而烦恼起来呢？

我只能为自己辩护。因为，我这里做的并不是一般的“传”或“论”，而是一本和常见的颂歌相去甚远的研究。而且，我之所以写这一本书，是因为鲁迅四十年间大量著译所提供的证据，使我深信：尽管他自己非常谦虚并自我节制，他的有些东西却在神化的过程中被扭曲和误解了，有必要重新加以阐释。当然，鲁迅自己或许并不求理解，如他在许多自我解剖的文章中所表明的，他宁愿将那些内在的鬼魂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我研究鲁迅，多年来搜集了大量第二手材料，读后很失望，决心摒弃这些材料的影响而以阅读原著为基础，由于鲁迅的著译是如此大量而复杂，我的理解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常常回头重读又发现了新的意义。鲁迅作品的复杂程度，使它的原义往往避开研究者的理解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从这意义上说，或许任何人的研究也难于穷究其全部，或可称定论。我这本纲要式的书，也只能算是向揭示某些其他学者未曾分析过的方面走出了第一步。我热忱地希望这本颇不“正统”的研究会引起一些论争，从而也使鲁迅研究能更坚实、更深入地继续进行，由于我在研究中阅读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论著，对他们的有些看法颇持异议。这方面的论争西方读者不一定很感兴趣，所以均放在注释中说明。

鲁迅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他的生平也几乎是常识了，所以我在此只作简单的介绍：他于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败落的书香之家，少年时受过传统教育，以后到南京上学堂，接受新学，1902年官费留学日本。去日本后先是学医，1906年突然停止学医，全力作文学工作。在日本的七年中，他的文学工作是失败的，1909年回到中国。直到1918年才又重新从事文学，以为《新青年》写的《狂人日记》一举成名。这篇作品由于使用白话，由于高度的主观性和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击中要害的批评，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的小说。

随之而来的是《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在写小说的同时，鲁迅还在北平、厦门、广州的大学里执教。在1918年至1936年间，他还写了十六卷杂文，一本回忆集，一本散文诗，一本历史小说，约六十首诗，约六部学术著作（主要是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以及许多翻译作品（译自俄国、东欧、日本）。所有这些，加上大量的书信和日记，迄今为止，至少已出过四次全集。

从1927年年末起，他开始定居上海，成为新文人中的老前辈。目击了中国政治的多次兴衰变化以后，他走向左翼，是1930年成立的“左联”的创始人之一。这段时期，他不但参与了多次和右派的、中派的“敌人”的论战，而且也卷入了左翼阵线内部的许多是非之争。他去世时是一个痛苦的、愤怒的人，被那些他曾为其革命目标而斗争过的人们所疏远。

本书的组织结构分为三部分，大体上按年代划分。前已说到，我试图理解鲁迅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十多年前，当我最初涉足鲁迅研究时，曾从心理学方面理解这位伟大的作家，后来反复思考，终于确定鲁迅作品的意义在艺术方面多于心理方面。因此，本书着重谈鲁迅的艺术，将心理方面的问题仅放在叙述他从童年到开始成为作家期间这段生活的第一章。第二章说明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和学术研究（在年代次序上略有颠倒）。这两章总起来是第一部分，作为后面研究他的创作时的背景材料。

全书的中心是第二部分，阐释鲁迅创作的三大文类：短篇小说、散文诗、杂文。先师夏济安曾分析过鲁迅作品的“黑暗方面”，认为其中心是在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当然在他的许多小说和早期杂文中也都有所表现。这见解是开创性的。但本书所论更集中于鲁迅的短篇小说，因为它们既是伟大的艺术作品，西方读者又比较熟悉。

第三部分论及鲁迅生平的最后十年，集中研究他对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这也是一个占据了他的政治意识的中心问题。正如前面那些章节一样，我在这部分也主要是分析鲁迅自己的作品，但是在第九章也揭示了一些左翼圈子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在这方面，夏济安的叙述 注 这方面情况及前面所引关于“黑暗方面”的论述均见夏济安《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一书。 较细致，我只能增加些新材料）虽然我并不希望我的研究只被人们从政治思想上来判断，但本书这一部分的分析或许将是最易引起争议的部分。此外，这一部分中还探索了目前还没有受到学者们足够注意的关于鲁迅对苏联文学及其理论的借鉴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材料，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坛的内部纠纷还不甚明了，这部分论述只能依靠目前已有的材料，俟以后有新材料时再作补改。 注 这后面还有一段对帮助作者完成此书的人们和机构的感谢文字，译时从略。——译者

谨以此书献给鲁迅先生之“灵”，不论他是在“天”还是在他更偏爱的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