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936年逝世以后，被全国一致地赋予了民族英雄的地位。任何一位过去的或现在的中国作家，都不曾像这样在整个民族中被神化过。关于他的生平有过那么多的记载，对他的研究是那么细致入微，看来，再写一次传记是无必要的了。但是，正是由于这样大规模的偶像化，使鲁迅生平的某些方面被夸大得失去了分寸。

由于种种考虑，在本书中，我想重新从鲁迅的早期生活开始，研究使他最终成为一位新文学作家的心智历程。和那种神化的观点相反，鲁迅决不是一位从早年起就毫不动摇地走向既定目标的天生的革命导师，相反，他终于完成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是经过了许多的考验和错误而得来的。他的心智成长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系列的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鲁迅所选择的生命目的，完全不合乎那个时代知识者中的著名人物如梁启超、严复、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的功利性质。他那著名的放弃医学从事文学的决定，在作家社会地位尚难确定的当时的中国，可说是无前例的。鲁迅将自己完全投入文学事业的那种严肃性，对于他自己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个人事业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一

鲁迅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绅宦家庭，虽然已经没落，仍是一个有着显赫声望的大族。如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所细致描述的：整个周家大族分为三房，各自聚居在围着高墙的大院中，本身就是个真正的世界：房屋，花园，池塘，拱门，碎石栏杆，油漆大门，石桥，长满苔藓的小径，庭院。总之，是中国传统的缩影。虽已没落仍令人肃然起敬，正如“台门”这个词就已意味着世家大族。鲁迅生于其中的“新台门”是以其先人有学问而著称的，台门中又分为许多房，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鲁迅当时已经败落的家庭却是属于“兴”房的。

虽然鲁迅生于典型的传统绅宦家庭，他的祖父和父母比较自由的态度却使他所受的教育不像一般情况下那样僵化。六岁时，他首先从一位叔祖学《鉴略》，因为他的祖父认为学点历史知识对青年人是有益的。老人也鼓励孙子阅读通俗小说，特别是他自己喜爱的《西游记》，认为也有教育价值。鲁迅十一岁开始上家学，他并不喜欢正规地应读的四书五经，却对那些杂书——特别是关于幻境、鬼怪和神话的书——感兴趣。他还爱好绘画（而不是练字），摹绘从亲戚和女仆那里得来的书上的图画。这些书有的是通俗小说和传奇，有的是关于动植物的画书。

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不鼓励孩子们涉猎通俗小说、神话、寓言、奇幻等方面的作品的，孩子们如有兴趣只能偷看。鲁迅被允许，而且实际上坚持在这个小小的非正统的领域中探索，对于他后来思想的发展颇有影响，似乎铺平了他以后长期的对于“杂学”以及爱好并提倡“小传统”通俗潮流的兴趣。

至少鲁迅自己也是这样看他这些早年的追求的。在《朝花夕拾》里，最不吝笔墨的是关于民间传统形象的描绘，如迷人的“无常”“女吊”等，这还有他自绘的图像可作证明。这个集子里有一篇长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抒情地让人看到了他儿时的两个世界：一个是以百草园为象征的趣味盎然引人入胜的“小传统”世界，另一个是以他老师的书屋为象征的枯燥无味的“大传统”世界。他将老师指定应读的可厌的书和阿长给他的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的有趣的《山海经》相对比，戏剧性地说明了他对“小传统”的偏爱。这本书将幼年鲁迅引向了更多的鬼怪奇幻书籍，如《酉阳杂俎》和《玉历钞传》。这种奇幻世界对他后来的小说写作和研究都不无影响。

正如夏济安所指出的，鲁迅对他幼年时世界的描写标志着一种对“黑暗之力”的迷恋（《黑暗的闸门》，第146—162页）。百草园实际上只是屋后一个荒败的菜园，但却有着关于赤练蛇和美女蛇的迷人传说。女仆阿长和鲁迅的祖母还向他讲过“长毛”的可怕故事，后来他用这材料写了《怀旧》。他还参加过村里演社戏的活动，在目连戏里扮演“鬼兵”角色，和十来个孩子一起，按照戏里的要求，画上脸，骑上马，拿着钢又，随着“鬼王”疾驰到城外的无主孤坟之处，用钢叉连连刺坟，邀请“怨鬼”们来看戏。幼年鲁迅对这种幻想的仪式是非常神往的，但是当他稍稍长大，开始分担家庭困难时，这种“黑暗世界”的魅力就不仅是使他愉悦，而且也困扰着他了。

鲁迅家境的变化和他那儿童世界的破灭，主要因素是祖父因科场作弊案而入狱。当时鲁迅曾被送到外祖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寄人篱下的乞食者。在著名的《呐喊·自序》中，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还描写了怎样在高过自己身体一倍的当铺柜台前“在侮蔑里接了钱”的情况。这里着重地表现了一个败落的大家子弟的痛苦。

显然，单是贫穷还比较好忍受，这里更重要的是屈辱。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那曾经光耀过他们门楣的制度的受害者。祖父是进士，在杭州关押了七年从狱中放出以后，脾气很坏，使人非常害怕。父亲更是潦倒终身，多次应试，只中了一个秀才，后来患了重病，病以前还常常吸鸦片烟和喝酒。喝到微醺的时候，有时也和善，会把孩子们聚集拢来讲《聊斋》故事。酒喝多以后情绪就从愉快转为沉闷，孩子们就被打发走了。

这两位男性长辈的榜样，鲁迅当然不可能仿效。鲁迅后来在笔名中用他母亲的姓是并非偶然的。他母亲是一位非凡的妇女，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通过自学却能够阅读，思想也相当“解放”，当时已自己放了脚。但是，这样一位意志坚强的母亲，在鲁迅心目中仍然不能代替父亲的形象。鲁迅作为家庭的长子，按照习俗，已经被置于一种负有责任的地位，被期望去完成祖、父辈的未竞之志而重振家声。在父亲死去以后，他更等于是充当了两个弟弟的年轻父亲的角色。在一个中国传统大家庭内，这种心理负担所给予的不一定是俄狄浦斯情结，相反，它似乎使鲁迅早熟了。也就是艾力克逊（Erikson）所说的“早期的意识发展”：

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凡的人以不可避免的紧张而体验到的孝的情结，因为他早在儿时就感到自身有某种似乎是在和生身之父相比的原质。这种原质也是一种早期意识的发展，它使他还在年轻时就已经感到（或显得）自己已经长大了，甚至比他真正的父母还要年长。他的父母也因此把他视为自己潜在的补偿者。

艾力克逊从甘地研究中获得的这种见解，和鲁迅所描写的他和父亲的关系极为相似。在《朝花夕拾·五猖会》一文中，曾有一段关于他父亲的回忆，当时还是孩子的鲁迅兴致勃勃地正准备去看庙会，父亲却突然出现，一定要他背熟二三十行《鉴略》方才让去。这段生动的描写表现出一位失意文人做父亲的努力，他把自己的未遂之志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学有成就，可以走上官场，获得财富和特权。虽然后来周作人和周建人的回忆中都认为父亲并不像鲁迅所写的那么严厉，但在鲁迅回忆中父辈的期待却是清楚的。这个插曲（不管是否确实）戏剧性地表现了父亲想把自己的长子训练成“潜在的补偿者”的愿望。

鲁迅对他父亲心理的描写在《父亲的病》一文中揭示得更清楚。文章开始时是对中医和中药是怎样“治病”而终于失败的详细描写，谈到什么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等奇怪的药引，什么败鼓皮丸、医者意也的谬论，主要是讽刺口吻。后半篇却转到了高度心理创伤的描写。写他父亲临死时长久地喘气，而他自己却在旁不断地大叫“父亲！”，加深了临死者的痛苦。最后说：“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卷2，第288—289页）

这段叙述也如《朝花夕拾》中的大多数文章一样，是半带虚构的。据周作人回忆，按衍太太的关系，当时不可能参与这种只有亲人在场的场面，呼唤父亲的插曲可能纯属戏剧性的虚构。但鲁迅在事情已过去二十五年以后选取这样一种心理的角度来写，本身就很有意义，说明父亲的病和死一定向青年鲁迅的头脑里带来他儿时世界的全部“黑暗力量”，从而促进了他的心理危机。换句话说，鲁迅用这个插曲来表明一种心理的“诅咒”（curse），并把它和后来去日本学西医的动机联系起来。艾力克逊也曾从马丁·路德、甘地等早熟而坚毅的革新者的生活中找到类似的“诅咒”，这些人总带着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地要超越和创新的责任感，并被罪恶感所缠绕”而成长起来，并反过来引向一种长期的认同的混乱，因为他“必须找到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他（而且只是他一个人）可以在正确的时刻用正确的方法大规模地改革过去并创造新的未来”。就鲁迅而言，他当时这种心理的“处理”是夹杂在后来对医学的选择以及文学观中的。

二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卷1，第415—416页）

这是鲁迅关于1898年决定到南京去进江南水师学堂的回忆。这次选择显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江南水师学堂供给全部费用，鲁迅还有一位远房的叔祖在那里做监督。但他的母亲仍然很难过，因为鲁迅不仅放弃了读书应试这条路，甚至也不愿做人们习惯的次要的选择，如教书、行医，做幕，学生意等。鲁迅自己对这选择也并不是很有信心。水师学堂的课程很松，主事者思想也保守。鲁迅于同年又被家庭引诱回去应考，考得当然很好，但到第二场他就不考，转学到也是在南京的路矿学堂去了。那里的进步气氛使他激动。这样，终于结束了鲁迅走“正途”的想法。

除开家庭的不幸以外，鲁迅的“非正途”选择也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1898年正处于维新运动高潮时期，激进的文人对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异常激愤，维新运动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虽然“百日维新”是失败了，“新党”的思想却盛行一时。1899年，当鲁迅转入路矿学堂时，学堂的总办竟在每天上班去的马车上看梁启超办的《时务报》，出的作文题也是“华盛顿论”（卷2，第295页）。于是，尽管开始对新的道路还有怀疑，鲁迅却很快就置身于新教育潮流的中心了。

新式学校的课程使鲁迅很满意。除德文和中文外“还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卷2，第295页）另外还有数学、地理、机械绘图和体育。这些新项目显然和当年强加于他的旧学大不相同。西方科学是新奇的，正规的课程不再可厌，“非正统”兴趣成为合法的培训。他学得认真热情，甚至抄下了莱尔《地理学》的两卷全文，包括图表在内。他用自幼就有的绘画才能来画铁路图。一位同学后来回忆，他画得既好又快，常常考得高分。

空闲时课外阅读的习惯仍在继续。他购买了有关旅行、农业、历史等的书，自己读了还寄给弟弟。但是这时对鲁迅的思想知识发展撞击得最大的还是另一些东西，即严复、梁启超等人的著译和他们所办的报刊。他对严复译的《原富》和《天演论》给予极高评价，对那些优美的译文也很欣赏。直到许多年以后他还能背诵“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那一整段文字，并栩栩如生地回忆当时自己读后的新奇感：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卷2，第296页）

这个新奇的世界唤起了鲁迅追求知识的好奇心，也必然地点燃了他年轻的想象力。在严复的译笔下，赫胥黎《天演论》的序文读来真像小说一样，展示了一片异国奇幻的景色。鲁迅一定被它们洋溢着的那种勃勃生机所激动，读时一定也和儿时读那些幻想的中国传说同样愉快。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给青年鲁迅的头脑打开了一片明亮的新景色，而中国传统世界则已被排除到背后的阴影中去了。

但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是否能真正理解赫胥黎学说的另一面（反对人的进化），却并不一定。鲁迅显然是陷入当时那种改良运动的情势中，被他所敬慕的“新学”学者们所左右，这些人当时把西方和日本的榜样当做中国启蒙之窗，认为中国要生存于世界之林，就必须和其他民族竞争。鲁迅在热情拥抱这种西方科学思想后，或许并未看到他的实用科学的正规学习和非正规的自我教育之间实际上存在某种格格不入之处。当时，这种课余学习只是推动了他学习科学技术的任务感，使他相信科学技术是推进民族富强的锁钥。只是在到日本后，经过好几年的思索和实践，他才明白这种改良主义的功利主义是既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不符合他的志向的。

三

鲁迅1902年1月从路矿学堂毕业，同年3月由官派去日本留学，这是给学业优良学生的待遇。他到日本时才二十二岁，还是一个睁大了眼睛渴求西方科学知识的青年。回中国是在七年后，1909年，已是一个终于找到了文学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成年人了。在日本的岁月决定性地形成了他的教育的重要方面，这是一个漫长的“延缓期”，在这个时期，他经过许多尝试和失误，终于选定了要走的“新路”。

在日本七年的大多数时间，鲁迅只在名义上是学生。头两年他按规定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极容易的日常课程使他有很多时间从事其他活动。然后他在仙台医学专校认真攻读了一年多。1906年离开仙台后，他变成某种“局外人”，只不过还挂名在一个学校学习德语，可能只是为了取得官费助学金。这在当时已达一万人以上的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是平常的事。当时，这些留学生在学习上和道德上都非常松弛。在其他人经常出入茶寮饭馆并玩艺伎的时候，鲁迅却把时间用在严肃的思想知识的追求上。据目击者如周作人及另一些同在日本的朋友所说，鲁迅给他们的印象是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他吃的是简单的日本饭食，穿学生服或日本服，留了髭须并开始吸烟。他对一般留学生带着严厉批评的态度，特别厌恶那些把辫子盘在头上、游荡于东京的纨绔子弟。

在日本的前两年他仍然专注于科学，反映了仍如在南京就学时的心态。1903年在《浙江潮》上发表的两篇文章《说钼》和《中国地质略论》显然和他在路矿学堂的学习有关。两篇文章中，鲁迅都表明了科学是民族进步之前提的思想。同年他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Jules Veme）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书，在序言中表现了对西方科学小说的极为严肃的态度。他说：“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卷10，第152页）

鲁迅的论述非常接近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观点。梁文认为小说是政治教育的工具，其文学或想象力是服从这一目的的。梁启超指的是政治小说，鲁迅从自己学科学的背景出发，很自然地扩大到科学小说。有趣的是：在论证科学知识之重要时，鲁迅并未忘怀少年时的爱好，也就是那些“言情谈故刺时志怪”的传统中国小说。他对科学小说也稍有一点欣赏奇幻的趣味，正如当年欣赏《山海经》和严复译的赫胥黎作品一样。不过这时他还只把自己看作从事科学者，还未想过从事文学的前景，只是有时对学科学这一新的正统不甚满足了。

到日本一年，鲁迅剪了辫子。这既可解释为要区别于他那些在日本的同胞，从大的方面看，也是一种民族的、政治的反抗，因为辫子就表示着对清王朝的服从。这件事促成他照了那张著名的题诗小照。这首诗除第一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外，如大多数鲁迅研究者所注意到的，是充溢着爱国感情的。这首诗又表现了很强的鲁迅个性：一个爱国者，没有报偿也无人欣赏，很像他所钦羡的屈原（“荃”就是从屈原诗中借用的典故）。这诗又是一幅自我画像，给人的视像是一个沉浸在哀伤中的孤独者。这个形象后来在鲁迅的作品中还一再出现，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

同年鲁迅所写的《斯巴达之魂》也说明他对民族主义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这篇作品总的说当然仍是体现了梁启超的用西方历史为当前政治教诲服务的思想，内容是关于斯巴达人抵抗波斯入侵的一个情节剧似的故事。但在这个故事中鲁迅所注重的，如文章的题目所示，却是一个民族的“魂”，具体地说，就是斯巴达战士英勇献身的精神。因此，这里的描写，在精神方面是有异于那个时代流行的观念的。既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也不同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的态度，他强调的是探索中国人民的精神深度的必要。虽然现在已证明鲁迅曾参加过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但他似乎并不喜欢任何狭隘的政治方案和急于求成的行动。他当然也曾参加集会，听演说，和革命者聚会并谈话，而且阅读当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省学生办的报刊，特别是《浙江潮》。但是他对同乡的两位烈士（徐锡麟和秋瑾）之死仍然怀有一种复杂矛盾的看法。如对秋瑾，鲁迅就曾感到这位女革命家的行动未免鲁莽，因为她在被捕处死前一年在日本学生中的演说被“过分地偶像化了”。

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决不是狭窄的政治或革命的问题，而是透露出一种广阔的文化精神方面的思考。据许寿裳说，那时鲁迅经常想的是以下三个主要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告诉许寿裳说他学医就是为了“通过科学解决这些问题”，但讨论的结论却似乎与科学无关。他认为中国民族缺少的是“诚”和“爱”，造成这种弱点的原因则是历史上的两次被异族入侵。

可见，鲁迅的探索没有把他引向科学的实用观点，而是把文化和道德的重要性置于科学之上。这对于传统的和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一种典型的思考，也透露出林毓生所谓的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唯文化思想论”的痕迹。这时，鲁迅仍然把科学看作加强思想知识的启蒙工具，但在他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显然已把伦理和民族的方面置于科学力量之外。还需要三年时间，他才能最终脱离科学而转向文学。

1904年9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校。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学医的想法早在南京时就有了。那时他认为中医中药全是骗人的，延误了他父亲的病，又听说日本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引进了西方医学。因此，他做着“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的美梦（卷1，第416页）。这一自白揭示了鲁迅的一种心理状态。他似乎觉得学医是驱除他父亲鬼魂缠绕的第一步，他可能救治的每一个病人都会是他对父亲所犯错误的一点补偿。

或许还有实际的考虑。中国学生认为医学是日本可提供最好训练的学科之一。据周作人说：鲁迅也想避开东京中国留学生的喧扰，因此选择了较为偏僻的仙台。那学校不如大城市的医科大学有名，免收学费，又免了入学考试。在仙台，鲁迅独居在靠近监狱的一间大房子里，冬天很冷，每天要做一次热浴。他是校中唯一的中国学生，朋友也很少。简言之，鲁迅那段时期可说是过着自愿放逐的生活。有一位日本同学曾这样回忆他：

鲁迅当时非常沉静。我从没想到他会变成一个伟大的人。……他总在房中学习，极少外出。他离开东京以后我们就不再接触，后来知道他成了著名的鲁迅，我非常惊奇：“就是他吗？”我想。我还记得有一次上实验课时他把青蛙血和自己的血掺在一起了，他很惊奇地说：“原来我的血和青蛙血是一样的。”

鲁迅在仙台医专的考试成绩，后来由“仙台鲁迅之友社”作过专门调查，很能说明鲁迅对知识的兴趣，他考得最好的一门是伦理学，83分。其他关于医学的课目都成绩平平，全班一百四十二人中他名列第六十八。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平均65．5的分数还不错。最低的一门功课是解剖学，得59．3分，离及格也相差不远。教这门课的是一位极为挑剔的老师，即鲁迅后来撰文回忆的藤野先生。

藤野生于1874年，毕业于爱知医科学校，后到东京帝国大学。到仙台执教始于1901年，1905年升为教授。据称死于1945年。在仙台执教时，藤野每天步行到校，而别的教师都是坐人力车。他外号“口头”，并以严厉著称。讲课常用古典日文腔调，从来不笑。他不注意仪表，冬天也戴一顶草帽，有一次在火车上竟被人认为是乞丐。从他许多熟人和后来研究者的叙述看，他是一个沉静的、有点偏执的人，重然诺，爱孩子。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表现了对藤野人格的敬爱更甚于他的教学。除了他的直性子，他的偏执的方式和挑剔，鲁迅特别赞美了他的正直和谦和。他感谢藤野替他改笔记时作的努力，这是一位负责的教师对一个还不能很好掌握日文的学生很大的关怀。藤野或许是鲁迅心目中第一位模范教师，对他的影响或可与章太炎相比。鲁迅整个童年生活中缺少父亲的形象，在藤野身上似乎找到了父亲的代替人，虽然他们的年龄只相差七岁。在鲁迅北京住处的书房里，挂的是藤野的而不是家人的照片，显然是珍视着对这一位模范人物的回忆。鲁迅或许自己也想有那样的性格。文章中说：“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卷2，第307页）

但是，尽管藤野对鲁迅做了很大努力，鲁迅当时似未给以相应的回报。后来藤野谈到这位中国学生时说：“他初入学时日文不怎么好，但是做了极大努力去理解所讲的课。在讲课后我曾帮助他改正他没有听明白的地方……他听讲非常勤奋，并非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可能到我家拜访过，不过我不记得了。”这一颇为模糊的回忆是在许多年后中日战争正酣时说的，藤野或许是有意回避，把当时的关系说得淡漠一些，不多说自己的美好回忆，以免被日本政府利用作宣传。

鲁迅在仙台时正值日俄战争，医校许多教师被征入伍，学生被动员，有些人志愿去医院工作。数以千计的俄国俘虏聚集在城市街头。日本侵略气焰高涨。这场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打的，仙台的街上还贴着日本在中国战胜俄国的宣传品，1906年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中的许多条款也对中国不利。挫折感和愤怒立即传遍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仇外情绪。正是在这高昂的政治气氛中，出现了著名的决定鲁迅生活方向的“幻灯片”事件。

一位细菌学教授从德国带回了一套关于细菌的幻灯片在教学时放映，映完以后又放映一些时事画片。这个故事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由于那对鲁迅心理创伤的生动描写，以及由此可以说明的鲁迅思想的发展变化，我想还是有必要将它全部引述于下：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卷1，第416—417页）

从纯粹传记的观点看，这件事本身还不够刺激鲁迅就此放弃医学去从事文学。这只是两年来积累的挫折感的一个触发点。鲁迅的医学学得并不很好。从最高考分是伦理学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他对道德精神方面的兴趣高于纯科学。再者，此时也显示出他从小就有的美术兴趣。例如在画解剖图时他曾有意画错一根血管的位置，为的是好看些。人道主义的感情也很可能使他在解剖尸体时感到不快，许寿裳就曾写过他在解剖妇女儿童尸体时的感触。这许多个人感受，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激情结合在一起，已经沉重地积压在他心理上，幻灯片事件起了凝聚触发的作用，在那真实的瞬间，使他直面了现实的自我。

从文学观点看，鲁迅所写的幻灯片事件既是一次具体动人的经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意义的隐喻。幻灯片尚未找到，作者可能有虚构。这一描写的戏剧性力量来自有意识地形成的两个自我形象的相互撞击。一个是身处异域的“观察者”，另一个是更大范围的象征性的“参与者”。在观看幻灯片时，他变得更为群体，更受压抑。观看的过程就是和他的同胞这一整个群体建立起心理联系的过程。而这一群体是力弱、贫穷、心地简单的人们。但是，尽管他想和这群体连结起来，在地理上、心理上却又和他们隔着鸿沟，是疏远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真正自我意识的需要。幻灯片中出现的那些强壮而麻木的中国人都不明白他们自己以及自己的国家政治的古怪，不明白日本和俄国的战争何以竟是在中国领土上打的。更糟糕的是：他们竟全无作为中国人和作为人的“自我”价值的观念，所以“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在某种意义上，鲁迅所描写的这一事件也使人回想到三年前他所做的那首诗，两者都刻画了一位孤独的爱国者徒劳地想到自己的同胞中去的感情，这也是他后来一系列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于是，文学成了鲁迅发现和理解他的同胞的一种方法。他曾想理解是什么形成了中国的国民性，这国民性缺少的又是什么。他现在已明白：病根并不在中国人的身体。

四

在当时，从事文学并不一定是最佳选择。中国当时的那个社会里，文学不被认为是一项独立的事业（且不说能否获利）。鲁迅做这种选择，实际上是冒着做他父亲那样的失败者的危险。再说，从“改变精神”这个目的着眼，文学似乎也不如教育有效。文学究竟会带来什么？或许鲁迅当时的看法也是模糊的，他明确的只是：思想和精神问题是不能用医药解决的。

但是，即使是离开仙台去东京以后，科学仍然时时在鲁迅的念中。从科学到文学的转变并不是十分容易，也不像后来他写的那样可以一刀切断。1907年他写的那些文章就说明他仍在进行认识上的斗争。他力图证明新的决定是正确的，恰恰是由于还有某种程度的怀疑。

在早期几篇关于科学的文章之后，鲁迅这一年又写了《人之历史》，按照进化论的框架追踪了从泰勒斯（Thales）、居维叶（Cuvier）、拉马克（Lamarck）直到达尔文（Darwin）、海克尔（Haeckel）的西方科学的发展。但在后来的三篇文章中他的想法又有了些变化。在《科学史教篇》中他论证世界的历程并非直接行进的，而是“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因此，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在人类历史上都各自有其作用。如果只考虑“振业兴兵之说”，就是“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他又说：“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谓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他的结论是：人类不仅要有牛顿，也要有莎士比亚；不仅要有波义尔（R．Boyle），也要有拉斐尔（Raphaelo）；不仅要有达尔文，也要有卡莱尔（T．Carlyle）。（卷1，第25—43页）

这种勉强的教诲之词似乎透露了鲁迅本人极力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寻求合理化的一种努力。内心在两者之间辩论以后，鲁迅最后似乎确定了偏爱艺术甚于科学。下一篇文章《文化偏至论》中，在一个高度精英论的框架内，他的“精神”倾向更清楚了。他的论点是：“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十九世纪通行的精神，现在已经达到了“人唯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的程度，是需要矫正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鲁迅也看到了一种矫正“偏至”、并将带来迥异于前的二十世纪文明的运动正在进行。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就是起而反对这些为物欲所蔽而陷于平庸的一些“先觉善斗之士”如斯蒂纳（M．Stimer）、叔本华（A．Schopenhauer）、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易卜生（Henrik Ibsen）等人，特别是尼采（Fr．Nietzsche）。这些人也是“主观”精神的典范。而这种“主观”精神又有异于十八世纪那种“知见情操，两皆调楚”的理想。鲁迅认为黑格尔体现了“知见”的最高点，而浪漫主义的卢梭则体现了“情操”的最高点。但是到十九世纪末，这种“知感两性、圆满无间”的全人已经找不到了。所以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那种从情感出发而又能勇猛奋斗、具有坚强毅力的“意力绝世”的超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认定并提倡了尼采的超人观念。

姑不论鲁迅对现代欧洲历史的解释是否恰当。这篇文章确已证明：强调道德、精神、审美等方面的价值已日益成为鲁迅当时的主导思想。将“知见”与“情操”并列比较，正是将科学与文学并列比较。鲁迅把追求客观知识的科学视为唯物主义，因而反对在当时中国改革者中流行的只重从物质方面学西方的思潮。他用一种叛逆的调子劝告国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卷1，第44—46页）

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又进了一步，公开从精神和审美价值方面为文学的功能作辩护。他说文学能“涵养人之神思”，有一种感情力量可以“启人生之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他反对在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的认为文学应“与道德相关”的“群学”（即社会学）观点，而以精英论的调子指出文人大都是叛逆旧习道德、“不为顺世和乐之音”的。他把这些人称为“摩罗”诗人。拜伦（G．Byron）就是一个“摩罗诗人”的原型。其他还有雪莱（P.B. Shelley）、普希金（A．Pushkin）、密茨凯维支（A．Mickiewicz）、斯洛伐茨基（J．Slowacki）和裴多菲（A．PetSfi）。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在文章最后，鲁迅雄辩地联系中国情况而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卷1，第63—115页）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一篇浪漫主义宣言。鲁迅在这里宣布了他的新的选择，要做一个作家，做一个“精神界之战士”，希望参加那些叛逆诗人的光辉行列。文章的素材大多取自一些西方概论文学的书籍，如《俄罗斯印象》《波兰印象》《匈牙利文学》等，但从文中一再坚持诗人的“摩罗”世系以及一再联系中国，可以明显地看出鲁迅本人的感情和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描写的精神界战士作家都是孤独天才的形象，是分开的个性主义者，是对社会流俗的反抗者。从贯穿全篇的他对文学看法的陈述以及他自己与文学认同的表示，也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心理气质。

这篇文章本是为鲁迅想创办的刊物《新生》准备的。“新生”一词取自但丁作品，象征着鲁迅新的文学生活。可惜并无别的留学生理解其意，有人甚至以为是指刚入学的新学生。拟办的这份刊物显然超前于当时的时代，因为那时留学生注重的主要是实务，没有人学文学或艺术，或想为一种纯文学刊物出力。由于缺钱缺力，这份杂志终于流产，文章刊在另一种杂志《河南》上。

接着，鲁迅开始翻译西方小说。直接动机可能是经济，用卖稿来补充微薄的留学生官费。当时兴旺的上海出版界很需要翻译小说。约在1907年末，他和周作人合作完成了哈葛德（H．Rider Haggard）、安德鲁·兰（Andrew Lang）合作的《世界的欲望》（The World’s Desire）。第二次合作译的是阿·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y）的《恐怖的伊凡》，但是稿子被出版者退回，因为这书已有译本。既如此，他们便找些当时在中国尚不知名的作者和作品来译。他们找的是俄罗斯、波兰、捷克、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现代希腊，以及丹麦、挪威、瑞典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转译自从日本书店贱价买来的德文杂志中的德译文。对于作品和作者的介绍则参考勃兰兑斯和里歇的书。这种特殊情况也部分地决定了后来两卷《域外小说集》的选材。其中的十六篇小说，英、美、法、芬兰各占一篇，波斯尼亚两篇，有七篇属四位俄国作家，三篇是同一位波兰作家显克微支（Sienkiewicz）的。因此，俄国和东欧作家占了作品篇数的四分之三。

鲁迅对俄国和东欧文学的爱好和推崇，曾被认为是由于政治思想的原因，因为这是一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表现了“战斗的、抗争的精神”。这种被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许多研究者认可的看法，对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目的似乎给予了过多革命分量。事实上，周氏兄弟当时倾向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当时的读者群也多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会被介绍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引起共鸣。但是周氏兄弟那种晦涩古奥的译笔，却未必能被当时一般读者懂得。

鲁迅选择外国作品的另一标准是他本人的文学趣味。据周作人回忆，他们购买了相当多欧洲作家的作品，从屠格涅夫（Turgenev）、福楼拜（Flaubert）、莫泊桑（Maupassant）、左拉（Zola），到波德莱尔（Baudelaire）、魏尔伦（Verlaine），却并没有译。自然主义当时风行于日本，鲁迅却似乎并无兴趣，所喜欢的只有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如韩南（Patrick Hanan）和佛克马（Douwe W. Fokkema）所论的：鲁迅对现实主义作品并没有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现实主义之前和之后的作品。他喜爱果戈里（Gogpl）对现实的间接反讽的接触，喜爱安德列夫（Andreyev）的心理象征主义，此外，他还喜爱莱蒙托夫（Lermontov）、迦尔洵（Garshin）、显克微支、裴多菲、聂鲁达（Nemda）、符尔列支奇（Vrchlicky）、佩伐林达（Paivarinta）。他还喜爱神仙故事，或许是他儿时对奇幻作品爱好的扩展。在这方面他所爱好的两个作家是俄国的柯罗连科（Vladimir Korolenko）和荷兰的望·蔼覃（Frederik van Enden）。鲁迅曾译出蔼覃的《小约翰》（De Kleine Johannes）。这种神仙故事隐隐抨击了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

鲁迅也可能是想和当时欧洲的最新潮流同步。当时，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屠格涅夫、福楼拜、左拉也都已过时，在俄国最时兴的是安德列夫。《域外小说集》中三篇俄国小说中有两篇就是安德列夫的，另一篇是迦尔洵的《红笑》（The Red Flower）。这两位作家都有浓重的心理的、悲观的味道，很难说表现了什么战斗抗争的精神。小说之一《谩》（The Lie）描写一个妇女对爱情的不忠，背弃自己的诺言投向另一个男人。他的爱人（叙述者）因她的谎言而痛苦，但仍想她回心转意，但是，“到处都是虚假，毫无一点希望”。另一篇《默》（The Silence）写一对老夫妇。他们的爱女不愿和他们交谈，一直保持沉默，最后自杀，他们被她的沉默驱向疯狂，最后也沉默了。作品中弥漫着压抑的、虚无的情绪，和译者原来那种积极的动机很不协调。鲁迅发现安德列夫的作品“神秘幽深”，“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俄人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卷10，第159、185页）这些小说之所以打动鲁迅或许是由于描写了人的精神的苦闷，揭示了俄人“灵魂”的隐蔽之处。因此，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鲁迅劝告读者要读他们内心的声音，以寻找其精神之所在。（卷10，第155页）

从他在日本后期的所有文章和翻译中，我们终于可以对他当时的文学观做一总结。这就是：约在1907年他已经离开了梁启超的以文学为政治教育工具的功利观点，而把文学看做一个民族精神本质的集中体现，它最能考察检验“国民性”。正是这种本质的对文学的文化—精神观点，加上潜在的心理因素，成为鲁迅思想的主导并激发了他的文学活动。他想在文学中寻找一种对自己民族“精神上的病”的诊断。

1933年的一篇文章里，鲁迅曾说：“我也并没有想把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卷4，第511页）这段谦虚的声明当然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实，就是：他的文学观念和实践都在于使小说（以及总的文学）成为高度严肃的精神活动。虽然他最初的两项文学事业（出版刊物和译文集）都并没有成功，但可以说，他创作活动的种子是在日本时期就已经播下的了。十年以后，他又第二次作文学上的努力，终于取得辉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