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家兄弟俩，长得都不随爹妈。牛大爷和牛大妈，都是胖子，他们兄弟俩却很瘦削。尤其是等到他们哥儿俩上中学了，身材出落得更是清秀。那时候，我们大院里的大爷大妈们常常拿他们哥儿俩开玩笑，说你们不是你妈亲生的吧？牛大爷和牛大妈在一旁听了，也不说话，就咯咯地笑。
牛大爷和牛大妈就是这样性情的人，一辈子老实、随和。他们在我们大院的大门口前支一口大铁锅，每天早晨在那里炸油条。一般都是早晨五点多一点儿出摊儿，八点一过收摊儿，把地方腾出来，王大爷的小摊儿就摆出来了。两家像接班似的，轮番上场，让我们大院大门前一直风生水起。这里，成了牛大爷和王大爷比试武艺的一个场子。
牛家的油条，在我们那一条街上是有名的，炸得松、软、脆、香、透，这五字诀，全是靠着牛大爷的看家本事。和面加白矾，是衡量本事的第一关；油锅的温度是第二关；油条炸的火候是最后一道关。看似简单的油条，让牛大爷炸出了好生意。好多家住别的胡同的人，为了吃这一口，大老远的，都跑到这里来买牛大爷炸的油条。牛家只卖油条，不卖豆浆，因为生意好，照样赚钱。牛家兄弟俩，就是靠着牛大爷和牛大妈炸油条赚的钱长大的。
大牛上高一的时候，小牛上初一。那时候，大牛长过了小牛一头多高，而且比小牛长得更英俊，也知道美了，每天上学前照镜子，还用清水抹抹头发，让小分头光亮些。那时候，他特别讨厌我们大院的大人们拿他和自己的爹妈做对比、开玩笑。他也不爱和爹妈一起出门，除非不得已，他会和爹妈拉开距离，远远地走在后面。最不能忍受的是学校开家长会，好几次家长会的通知单，他都没有拿回家给爹妈看，老师问，就说是爹妈病了。
小牛和哥哥不大一样。他常常帮助爹妈干活儿，星期天休息的时候，他也会帮爹妈炸油条。不过，牛大爷嫌他炸油条的手艺潮，只让他收钱。收摊儿的时候，他会帮助牛大爷把地扫干净，从不多言多语。
哥哥的学习成绩一直比他好，在哥哥的面前，他总有点儿低眉臊眼。不是他不努力，私下里，他没少用功，就是一到考试就不行，成绩单一下来，总是比哥哥低。于是，牛家也习惯了，大牛一进屋就捧着书本学习，小牛一放学就得拿扫帚扫地干活儿。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在我们大院街坊的眼睛里，牛家两口子有意无意是明显地偏向大牛的，就常以开玩笑的口吻，对牛家两口子这样说。牛大爷和牛大妈听了，只是笑，不说话。
大牛高三那年，小牛初三。两人同时毕业，大牛考上了工业学院，小牛考上了一个中专学校。两人都住校，家里就剩下了牛大爷和牛大妈，老两口接着在十字街口炸油条，用沾满着油腥儿的钞票，供他们读书。
小牛中专三年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工作，每天又住回家里。大牛五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研究所，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再也没回家住过一天。别人不清楚，牛大爷和牛大妈心里明镜般地清楚，大牛是嫌弃家里住的这房子破呢。
牛家住在我们大院大门道的门房里。在我们大院里，牛家是老住户了，北平没有解放之前，就住进我们大院了。牛家刚搬进来时，大院里房子很多，牛大爷偏偏选中了没人住的门房，图的是便宜，没多少租金。门道有多长，门房就有多大，开间不小，就是黑，因为没有窗户。牛家朝北开了一扇窗，中间拉个帘子，里外住人，分别住下他们两口子和小哥儿俩。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孩子大了，房子像是浮出水面的鲨鱼，开始张嘴咬噬大牛的心了。虽然是开了一扇窗子，屋子里还是黑乎乎的。特别是大院里的人们进进出出的，都要经过大门道，嘈杂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像是蜂巢上的蜜蜂一样，一天到晚在耳朵边嗡嗡地响个不停，小牛没觉得什么，大牛却觉得吵得不行，心烦意乱。牛大爷和牛大妈不说什么，大牛不说什么，彼此都憋着，一直憋到大牛有了工作，有了宿舍，翅膀硬了，当然要飞走了。
牛大妈忍不住，有时候会对街坊们唠叨：住宿舍，可以理解，但总不能一次家也不回来看看吧？金窝银窝还不如自家的草屋呢，这算是怎么回事呢？牛大爷听见了，会把牛大妈拽回屋，两口子坐在炕沿，赌气谁也不说话。
没过两年，大牛就结婚了。新娘子和大牛一个单位，单位分给他们一间房子，当作了婚房。结婚前，大牛回家来了一趟，跟爹妈要钱。要完钱，就走了，连口水都没有喝。具体要了多少钱，街坊们不知道，但街坊们看到大牛走后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很生气，平时常见的笑脸也没有了。要多少钱，牛大爷和牛大妈都如数给了他，但结婚的大喜日子，他不让牛大爷和牛大妈去，怕给他丢脸，就跟别人说是病了。只是小牛代表牛家参加了大牛的婚礼，回来后带回一点儿喜糖和喜烟，牛大爷和牛大妈一动没动，一直到烟干了，糖变了味儿，扔进了垃圾箱。
就是从这以后，牛大爷和牛大妈的身子骨儿开始走了下坡路。没几年的工夫，牛大爷先卧病在床，油条炸不成了。紧接着，牛大妈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抢救过来，落下了半身瘫痪。家里两个病人，小牛不放心，只好请了长假回家伺候。
大牛倒是也回家来看看，比以前来的勤快多了。但是，每一次寒暄过后，便露出了回家的目的，不是看爹妈，而是跟爹妈要钱。那时候，大牛新添了个儿子，开销增大。
有一天，大牛又来了，伸手要钱。牛大爷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牛大妈哆哆嗦嗦气得扯过盖在牛大爷身上油渍麻花的破棉袄说，你看看这棉袄，多少年了都舍不得换新的，你爸爸辛辛苦苦炸油条赚钱容易吗？这又看病又住院的，哪一样不要钱？你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们没跟你要过一分钱就不错了！你还觍着脸伸手朝我们要钱？
唯一的一次，牛家老两口没有给大牛钱。大牛臊不搭搭地走了，就再也没进这个家门。
都说世上血缘最亲，儿子从来不和爹妈记仇。其实，错了，爹妈可以不和儿子记仇，儿子却是能够和爹妈记仇的。尤其是结婚之后，儿子就不完全属于爹妈，心飞走，离开家越来越远，离开父母也越来越远。这个道理，很多人不信，我是从大牛那里相信了。我想，可能是比起爱和思念这样比较柔软的东西，有的人记恨的心，更坚硬一些，也更容易结成死疙瘩，不能像冰，即使硬，终究可以被融化吧。
牛大爷和牛大妈在病床上躺了有五六年的样子，一直都是小牛照顾。请假的时间毕竟长了，小牛工厂的工会来人到家看望过他，本来的意思是想劝说小牛辞职，一看牛家的具体情况，都为小牛而感动，回厂子向厂长一汇报，厂长不仅准了他继续请的长假，还特别批了每年给他一笔家庭生活困难的补助金。想想，这也是给牛大爷和牛大妈最大的安慰。就像每家的孩子里，必有一高，也必有一矬，必有一个长得俊些的，也必有一个长得差点儿的一样。小牛的实际行动，平衡了牛大爷和牛大妈心里对大牛的一点儿不满。
牛大爷和牛大妈是前后脚走的。牛大妈是后走的，看着小牛为了伺候他们老两口，连个对象都没有找，心疼得很。但那时候，她的病很重了，说话言语不清，临咽气的时候，指着牛大爷那件油渍麻花的破棉袄，张着嘴巴，大口喘着粗气，使劲儿想说什么，又怎么也说不出来，支支吾吾的，小牛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将老人下葬之后很久，处理爹妈的东西，看见了父亲的这件破油棉袄，小牛又想起了母亲临终前那个动作，觉得怪怪的。他拿起棉袄，才发现很沉，抖搂了一下，里面哗哗响。他忍不住拆开了棉袄，棉花中间夹着的竟然是一张张十元钱的票子。那时候，十元钱就属于大票子了。据我们大院里知情的街坊说，老爷子足足给小牛留下了一百多张十元钱的大票子，也就是说有一千多元呢。那时候，我爸爸行政二十级，每月只拿七十元的工资。
这之后，小牛就离开了我们的大院。谁也不知道他搬到了哪里。他是怕哥哥知道这钱的事找上门来？他是不愿意再见到大牛？谁都不清楚。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哥儿俩。尽管那时我年龄还小，但发生在牛家的这一切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好多年过去了，往事突然复活，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听到台湾歌手张宇唱的一首老歌，名字叫作《蛋佬的棉袄》，非常动听。他唱的是一个卖鸡蛋的蛋佬，年轻时不理解母亲，披着母亲给他的一件破棉袄卖蛋度日，懂事后攒钱要让母亲富贵终老，但母亲已经去世了，却发现棉袄里母亲为他藏着的一根金条。“蛋佬恨自己没能回报，夜夜狂啸，成了午夜凄厉的调……他那件棉袄，四季都不肯脱掉。”唱得一往情深，让我鼻酸，禁不住想起牛大爷那件炸油条时穿的破油棉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