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召开书记会，这是我任Q市市长之后，第二次参加书记会。书记会由刘识途书记主持，通常参会的人是几位副书记。其中有我这个当然的市委副书记之外，还有常务副书记维纲、负责政法的副书记张弘、负责纪检的副书记李进、负责组织的副书记朱和平。还有政法委书记史正。几位副书记中，维书记的身份比较特殊。他虽任市委副职，但级别是正厅，与我一样的。因为不久前（在我调任Q市市长前夕），Q市的政协主席因年龄到杠而退下，这个正职的位置就由维副书记出任了，级别当然也就升上去了。维书记早先在市委一直负责组织工作，而且他做市委副书记时间最早，因此在Q市领导排交椅名次时，他是名正言顺的第3把交椅，名次紧挨着我。

从理论上说虽然我是市委第一副书记，但是我的精力全扑在政府了。市委这边，当然是维书记更专业了。特别是多年来他一直分工抓组织，组织就是管干部的，市委侧重就是管人的。他又是Q市资历最老（在Q市工作时间最长）的干部，历经三次换届，他由市政府的副市长晋任为市委的副书记，直到副书记前边又加上“常务”二字，之后又任上市政协主席。根据他的年龄和他的姿态，决非属那种准备离开市委，彻底过渡到政协去过清闲舒心日子的官员。他是抓住晋升正厅的机遇，先坐上这把级别的交椅，尔后再觅重任。我虽然到Q市时间不久，但对他的这种强烈欲望与他在Q市的实力已有所领教。也是他的这种特殊身份，使他有实力与Q市任何人物抗衡，这种感觉是我这些日子的亲身感受，今天的书记会也不例外。

一个城市的书记会，可谓一个城市最高决策层的碰撞和磨合，它是领导层中的仅有的几个核心人物在讨论、探索、争执，而最后达到认识统一或求同存异的决策过程。通常是在书记会上敲定之后的事情，再拿到市委常务会上研究，实际上，那种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过场，书记会上敲定的事情，常委会上都是能通过的，只有在常委们突然提出鲜为人知又是重大问题的情况下，这种书记会敲定的事方会在常委会上落到再调查落实一下，或缓一缓再议之类的结果。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原则上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一个常委都是有些自知之明的，他们都知道要讨论的事多是书记们通过的事，倘若在这场合逞强逞能，逆风而动，这样的常委的帽子可能就戴不长，或者应该是，此类不识时务的人物，压根就进不了常委班子，因为他不懂得啥叫与领导与核心保持一致。但是，在书记会上，则不然，我以往在雁鸣市任市长，就亲自经历过书记的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甚至于不拼搏个你死我活决不休战的激烈场面。能混到书记行列中的人物，当然都是有实力的。在书记会上要敲定的事，很可能是成全某一方利益，而损伤另一方利益的事，遇上这事，能不刺刀见红吗？既然都是书记，至少是实力接近。当然各人就要维护各方的利益，你不维护，领导要你干啥，难道是聋子耳朵——摆设。哪个领导欣赏哪个人物，哪个人是哪个领导把他变成了人物，大家都心知肚明，当然，也有被诸位领导一致看好、认可的人物，也有与诸位领导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人物，但是，少。

今天的书记会要研究6件事，有3种事可谓没什么争异，因为那是对任何一方都有益而无弊的好事，所以就顺利地形成了共识，可谓皆大欢喜了。

接下来的两件事，都是人事的事，这事就由常务副书记维纲提出，其一是拟增补潜仁为Q市政协副主席，理由是提高潜仁同志的份量和政治地位，有利于他的社交的效益，及对外部的开拓。当然，更是因为潜仁的政绩突出，人缘极佳。维纲书记还特别强调，请潜仁同志进Q市政协班子，也是省里领导的意思。

今天在书记会上提出这事，若通过了，还要报省里批复，然后到市政协会上走走投票的过场……

其二是把Q市自行车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合达贲调进政府，任Q市事务管理局局长，现主持事务管理局工作的局长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难正常工作，而这个局的事情特别繁忙杂乱，需找一个年富力强的干部充实进班子。鉴于自行车公司（以下简称）准备破产，目前无业务可做，合达贲这样的人才放在那里，已没有什么意义，把他调进政府，也好发挥他的作用。说到合达贲，维书记特别多说了几句：

“眼下自行车公司的形势很不好，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这都是总经理合达贲不会经营造成的结果，还流传不少关于合达贲同志的闲言碎语。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市委有同志对这做过调研。仅自行车行业，全国已相继有30多家倒闭破产或转产，眼下仅有上海、天津和江苏的一个城市的自行车行业还活得可以。为什么？这是市场在变化啊，市场疲软了，自行车不畅销了，就是三头六臂的超人，也扭转不了市场走向啊。五六十年代，直到七八十年代，中国人的主体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大家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是什么概念，如今不同了，如今的人都坐汽车了，骑摩托车了，乘公交车了。骑自行车的越来越少了。自然，市场对自行车的需求量就减少了。自行车就供大于求了，竞争当然激烈起来，这种势头，自行车的效益能好吗？这很正常嘛，怎么能怨合达贲同志呢？我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万能的总经理。哪一家企业、哪一个行当不受大气候的影响。我们对一个干部，要爱护、要辩证、要客观、要实事求是，更不能求全责备嘛，好了。这事我就说到此为止。”

其三是落实Q电兼并自行车公司的事。这件事维纲也谈了他的意见：

“Q电兼并自行车公司，自酝酿这项决策，时间不能算短了。前不久的常委扩大会上讨论这事，还是没个结果，今天在书记会上研究这事，应当形成个导向性的意见。为什么叫Q电兼并自行车公司，为什么自行车公司必须被Q电兼并，其中的道理说过多次了。这不仅是因为Q电有兼并自行车的实力，更重要的是自行车公司必须得有个新的归宿，5000多号人啊，眼下发不下工资，没了饭吃，这样下去，厂里乱起来，别说是5000人，就是500人乱起来、闹起来，Q市会是个啥样子？”

“何止5000人，更不是500人。”刘识途书记插话说，“自行车公司在岗职工是5236人，退休职工1298人，尚有他们的父母儿孙，亲戚家属，就他们的几幢家属院，就住着3万多人啊，这么多人都居住在Q市市区，一旦稳定不住他们，是个什么概念？”

“刘书记说的非常重要，眼下啥最要害？稳定是要害，一切为稳定服务。Q市的稳定的隐患之一，就在自行车公司。” 维书记对刘书记的话做起诠释。

“不错，自行车公司眼下就像个快要崩发岩浆的火山”，是政法委书记史正，他接着维纲的话说，“这段时间我派人专门到自行车公司，到他们的家属大杂院做了一番调查，工人们情绪偏激、言语尖刻，特别是对企业欲要破产的舆论，大为发火，骂爹骂娘的大有人在，一个个都是牢骚满腹，大杂院里可谓怨声载道。那些中年以上的工人，总是觉得他们对得起国家，国家却对不起他们。他们认为自己为国家献了青春年华，现在企业却想倒闭破产，叫他们失去岗位，无家可归，这些先前一直受以厂为家教育和计划经济导向的工人阶级，一个个就像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包，说炸立马就爆炸。无论对他们讲啥道理，他们统统不听、不信，不能接受。”

“所以嘛，咱们就决定在自行车公司倒闭之时，把这些职工过渡到Q电嘛，使他们不至于无家可归。可以说，现在落实不落实这项兼并工作，就是有没有Q市大局意识、全局意识、责任意识的原则问题。”

维纲接着史正的话，把这项工作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维纲同志说的是。自行车公司的问题已是燃眉之急。近两天那里正在酝酿策划大规模的上访行动。省政法委杨书记都闻到了风声。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大家务必要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刘书记很是严肃地说，一边看着几位在座的书记，“大家说吧”。之后，他从桌上放的Q牌精品烟盒中抽出一支，点上吸着。对这种重大的举动，做一把手的总是想听听与会的每一个人的高见。

“我有个想法，对这事已没时间再务虚了，眼下重要的是抓落实。咱们应该立即组建一个Q电兼并自行车公司的领导小组，由政府主要领导出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最好由政府秘书长或是发改委主任兼任兼并办（简称）主任。把有关负责干部吸收进来，分清每人责任，定目标、定时间、定任务。以倒计时的方法排出兼并办的工作进程表，把兼并一事作为政府头等大事来抓。不怕做不成这事。”

维纲这人果然厉害，难怪他多年来一直做组织工作。逢事他就想去组织人事班子，刚才他的话外意思，就是把这个棘手的麻烦事一股脑地推给了政府，就差没有点名为我安排这个兼并领导小组的组长职务了。倘若照他的这种思路和布局，我岂不成了这种“水与火”的打拼中首当其中的炮眼了。而他，就理所当然地坐山观虎斗了。兼并成功了，他还会讲，这是决策的英明，兼并失败了，则会是政府的过，是俞市长操作中的失误。更为关键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这种决策压根就潜伏着至命谬误，说起来似乎能一时救火救急，操作起来则是治聋子治成哑巴，接下来要导致更大的不稳定。就像韩鑫说的，死马救不活，又拖死一匹好马。到那时，两匹马的上万名产业工人一块乱起来，不把我这个市长当做千刀万刮的罪人才怪哩。可是，谁相信韩鑫的真知灼见呢？

这时候，负责组织的副书记朱和平就紧跟维纲，发表了他百分之百地拥护、赞成立即实施如此兼并工作的意见，而且大加颂扬维纲设想的为兼并工作设计的临时机构——兼并领导小组和兼并办。还说，只有这种扎实的组织机构，才能保证艰巨的兼并任务圆满完成。

到这时候，我已被逼上梁山，不想说话也得说了，而且必须把事情澄清，把我的观点挑明：“我到咱Q市比诸位同仁晚，没有大家更熟悉Q市。许多情况至今还没吃透，但是对Q电和自行车公司这两家企业，我可以说还是了解的，他们是名牌企业嘛，我在雁鸣市工作时，就常听抓工业的同志夸赞他们。我的第一点意见是，眼下自行车公司的人员原则上不要动，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当然包括一把手合达贲同志。想一想，眼下的自行车公司正不安定，怎么能在这时候去动他们的领军人物。三军不可一日无帅，群龙不能一朝无首。这时候，正当公司欲将出事之时，去动他们的领袖，是犯兵法大忌的啊！再说，合达贲要去的岗位，事务管理局，那是个财政全供的单位，目前我们不能把闯市场的前线人才往后方调遣啊，这也是违背人事原则的。因为事务管理局并没有火急火燎的难题，若现任的局长确实身体不好，市里这么多机关干部，选一个局长并不难吧。即使暂没有局长，由副局长主持工作，我看也不会出什么乱子。这是第一点意见，这一点意见我想不应该有争议，说清楚了，大家都会明白的。关键是第二点意见，恐怕会有不同看法，会有争论。有争论并不是坏事。是这样，自行车企业与Q电企业，应该属风马牛不相关的两种行业，自行车属轻工业产品，接近机械行业。Q电呢，系电子行业产品，科技含量相对大些。让Q电兼并了自行车，无论就自行车的厂房、设备、技术都难被Q电利用。若对现有设施改造吗？若让现有的职工去接受培训学习，重新武装他们吗？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可是，那是事倍功半的活儿啊，那样做对Q电毕竟不是上策。重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这种思路和作为不合乎市场经济的规律，是违背科学的。兼并不兼并自行车公司，应该由Q电说了算，因为内行、专家都在人家那里，人家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人，该精简什么样的机构，我们政府官员怎能去搞拉郎配呢？尽管Q电是国有企业。可是，这些年，不是有不少国有企业，就是叫当官的乱指挥而弄垮的吗？尽管咱们是好心，可是，我担心这样做会使咱们扶持自行车的好心实现不成，反而又把个好端端的Q电拖入泥潭。希望同仁们能认认真真思考思考这个问题，能扎扎实实调研调研电子行业与自行车行业，能辩证地分析分析社会的经济运营态势，看看有没有另一种办法，或者说更好的更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场面突然静默了，我的话音落下之后，没人再发言，有的可能是不想发言，有的可能是在权衡我与维纲的份量，有的可能是在思索怎么驳斥我的“谬论”。

还是维纲打破了冷场，他说：“这时候，应该称非常时间，自行车公司的形势非常严峻。刚才刘书记已经讲了，那里随时会发生群体上访，甚至预料不到的突发事件，现在必须拿出有效的可行性办法、措施，去化解潜在的问题，哪里有时间再去搞调研。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有大局意识，有奉献意识。自行车公司是我们Q市的企业，过去为市里做过很大的贡献。现在有困难了，我们能袖手旁观吗？！Q电也是我们Q市的企业啊，现在形势正好，难道不应该为Q市做点奉献吗，不应该拉兄弟企业一把吗？叫Q电兼并自行车，这哪里是拉郎配，这正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市场无情人有情嘛，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们做领导的， 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他把企业比喻为孩子）死掉吗？”

这时候信访局的侯局长突然进来，告诉大家，市委大门刚刚叫堵了，是自行车公司的职工，大概有200来人。打的横幅是“我们不破产！”、“我们要活干！”、“我们要吃饭！”侯局长还说，上访的人不知怎么知道咱们正开书记会，说非要同书记市长两个一把手面对面谈谈才中，别人出面人家根本不谈。

会场立马冷了下来，大家不再说话了。是在等候刘书记发号施令。我却在想，今天的书记会，尽管讨论的内容早就定下，可是开会的时间是昨天下班时方敲定的，自行车公司的工人怎么会知道，就连政府的副市长们也不知道，现在正开书记会啊。会不会这里边有人告诉他们的……

这时候，刘书记冲着侯局长说：“我和俞市长怎么能见他们？”他指的是围堵市委大门的那200来人，“咱们正在研究他们的事，关键的问题尚没有最后定夺，怎么答复啊，史书记（政法委书记），你与政府那边的欧阳市长（常务副市长）一块接待一下上访的人，劝他们先回去，耐心地等待等待，再说市委政府已经很重视自行车公司的问题了，叫他们也要理解市里的难处啊，好了，我们的书记会照常开下去，大家放开心思，畅所欲言，不怕把问题揭出来，怕的是把问题包裹起来，这样看表面上风平浪静、天下太平，实际上呢，平静的下边惊浪翻滚，太平的背后事端丛生。”

刘书记不愧为一个省会的当家人，他很明智，这时候，在事情的处理过程中，是不宜与矛盾的一方正面接触的。特别是对一把手而言，对方让你拿出方案，让您解决问题，期望你说话算数。从道理上讲，他们的要求也合乎情理。但是，这种事情大多是在发展变化的，若过早的承诺什么或许愿什么，风险是很大的，万一兑现不了说过的诺言，麻烦可就大了，很可能这一下你就让你自己失信于民。所以，这种非常时刻，老谋深算的领导是不会出场表态的，而且应尽可能地拖一拖，所以也就要避免与对立的一方正面接触，以为自己留下广阔的回旋余地。刘书记确实有大将风度，从容而不慌乱，理智又有条理。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只是吸烟喝茶，等待着集思广益。

“刘书记说得对，咱们的书记会就应该把矛盾揭出来，把问题亮明白，把争异摆到桌面。针对矛盾和争论研究问题，才可能保证决策不会失误。看来自行车公司的事的确是燃眉之急。但是，愈是这时候，愈不得匆忙草率，愈要求真务实，愈要拓宽思路，设想多种解决问题的渠道。”

我说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想导向大家广开思路，别只是在Q电兼并自行车公司这一棵树上吊死，也是企望能运筹新的办法。

“俞市长说的也是。应该多想些办法解决自行车公司的问题，事情都到这关头了，大火已烧到大门口啦！不知俞市长有什么好办法？”维纲针对我的话发表看法，他大概是想将我的军，还是以为我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是想请大家都谈谈，都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现在觉得，眼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改变自己处事的态度。我发现，咱们的干部已养成一种惰性，有的时候，一种本来就是谬误的思路，一旦被嚷嚷的遍数多了，时间长了，许多人就会跟着嚷嚷，似乎只剩下这一条思路了，似乎压根也只这样一条出路。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干部常犯的毛病，久治不愈的老病，常犯常有理的顽症，叫人云亦云，不求甚解，特别是在大多干部只唯上、不唯真（指真理）的厚厚的土壤里，只要是有些权力的人道出的什么看法、意见、构想、判断之类的东西，一下去就变成了所谓的指示，下边的人一味地唯上，拿着这类指示当令箭，就闷着头去抓贯彻，抓落实了，上边更高级的官员又官僚，也是不求甚解，通常会批示个什么‘我看可以’或‘这办法可行’之类的套话，实际上，做这样批语的领导，往往是随意点批，顺波逐流，只要看到第一个领导圈阅的什么，就顺着那意思往下滑落。当年，Q市有一家内衣厂被南方的海上内衣厂兼并，我特地找来这份由时任Q市主要领导圈阅的材料看了，上边批得确实滑稽，一共6名领导，有的写道，‘可遵照国有企业合并的有关规定执行’，有的文字更圆滑，‘请××同志定夺’。当然，这位××同志的官肯定比他大；还有更简练的是‘同意××同志意见’，我不知道，这几位领导的批示依据是什么？还是根本就没有依据，就没动脑子，而是跟着大流往下下。”

我的话触及到了Q市内衣厂，在座的副书记们倒是来了兴趣，纷纷议论起来这家企业的兴衰浮沉，竟忘记眼下正在讨论Q 电兼并之事。

从在座的诸位的津津有味而又万般遗憾的议论中，我感觉到，Q市内衣厂从大红大紫的巅峰坠落深渊葬于坟墓可谓一个传奇的悲剧，不乏令人惊颤的教训：

Q市内衣厂是建国初期，从上海迁到Q市的，工厂的管理层人士全是上海人，就连车间的技术工人，也是上海师傅，那时这家企业大约有七八百人，其中本地人仅占百分之二十，本地人称上海人为南蛮子，南蛮子则叫Q地人为北侉子。内衣厂进入Q市之后就显示了它精明的经营之道与精湛的工艺技术。那年代，虽然不像如今名牌衣服满天飞的令人眼花缭乱，甚至真假难辨。可是Q市内衣厂的“矛盾牌”内衣确是社会公认的好东西。它好在货真价实、质地正宗、做工考究、品种繁多、款式新颖、穿着舒适。从50年代至90年代，40年漫长的路程，Q市内衣一直兴盛不衰，产品覆盖着全中国，还出口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就连以纺织品为强项的日本国，也抵挡不住矛盾牌内衣的挑战，至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内衣市场，更是Q市内衣一展风采的舞台，欧洲人、美洲人都青睐矛盾牌内衣。多少年来，Q市内衣厂一直为神州内衣行业的排头兵。可是，就这样一家辉煌的企业，进入90年代之后，形势逆转，一路滑坡，直落谷底。最后终于宣告破产，被上海人收购。说起往时的Q市内衣，Q市人自豪得不能自已，说起今天的Q市内衣，Q市人遗憾的如失荆州。可是有一种现象很怪，当年的Q市内衣厂的技工还在生产内衣，只是这内衣贴上的不再是矛盾牌商标，而是上海的那些至今很有名气的××牌或××牌之类的驰名商标。Q市如今生产内衣的厂房依然是当年Q市内衣厂的旧址，所不同的只是厂大门口的牌子换了。先前的“Q市内衣厂”的牌子早已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

许多Q市人提起这事就恼火，就愤慨，就骂娘，说这世道太不公平了，说南蛮子欺人太甚了。又说Q市人太不争气，怎能这样甘心地叫人家南蛮子侵略过来，明目张胆地剥削咱们Q市人。咱们Q市人就不能争争气，把Q市内衣厂再振兴起来。是啊，内衣厂的倒闭并非人们不再穿内衣，不仅在穿，且越穿越讲究，内衣的利润且越来越大。可是不知道Q市人是没这志气，还是没这才能。可想而知，如此经营模式，利润的大头肯定是南蛮子了，Q市的北侉子只是挣个打工钱，有那动脑子的人终于发现了机密，Q市内衣厂自上海北迁以来，历届厂级班子多是南蛮子。虽然也有北侉子，但那就像掺沙子一样的星星点点，左右不了大局的。那时，就连退了休的南蛮子老厂长，年过花甲甚至年逾古稀的前任厂长、总工程师们，也没有以为自个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就休闲歇息，而是依然做着顾问，参与着企业的谋略。直到80年代中后期，Q市内衣厂的班子方有了重大变化，南蛮子的比例开始下降，北侉子的人数逐年递增。到90年代初，企业的一二把手都已成为地地道道的Q市土著。也就是这时候，企业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了。先前的诸多规矩被逾越过去了。是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Q市内衣厂原先的形态变了，工厂就开始每况愈下了。

也有人说，Q市内衣厂的兴衰，与南蛮子掌舵还是北侉子握权，并没有因果关系。实际上，自南蛮子50年代走进Q市，至今半个世纪以来，早被北侉子同化了，加上相互通婚联姻结亲，新一代的内衣厂人已是南北混血儿了，这里已没了正宗的南蛮子，也没了地道的北侉子。他们应该是集南蛮子与北侉子优秀品质于一身的新生代。可是，他们却失败了。这种失败，是大气候的变化导致的。是新生代的掌权人物经不住市场经济的挑战，经不起金钱物质的诱惑的结果。内衣厂的厂长变得贪了，有了贪心，他就想着法子变换手段地把谋私技术掺进企业管理、经营方略、利益分配等等工作中，使诸多工作成为以公为私服务的流程……

是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心散了！内衣厂的管理陷入了混乱。工人们一个个并不傻，他们看到厂长的以权谋私，也就蠢蠢欲动了。结果是大权大谋，小权小谋，没权的工人就用偷和拿的方法，也谋起私来，下班时掖进外衣里一二件内衣走出厂区，已是家常饭，以至发展到携大包小包的内衣，大摇大摆地走出厂大门。门卫换了几换，就是制止不住。那哪里是治不住，是工人阶级们私下沟通了，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认为，掌权的人物吃我们的血汗，我们干这点雕虫小技，比起他们，只是小巫见大巫啊！一时间，有一首民谣开始从这里问世了：“世界有个加拿大，Q城有个大家拿。”就是在这首民谣流行极盛的时候，Q市内衣厂从大洋彼岸进口的一架价值连城的、全国仅有的一台顶级内衣机器失踪了，而且，这个当时就被Q市列为公然盗窃国有资产的大案，至今没能破案。有人竟说，就是抓住这个盗窃贵重机器的偷儿，他偷的那价值，比起厂长贪污舞弊的价值，还是小巫见大巫啊！乖乖，真是不得了，据说那失踪的机器，价值上千万元人民币了，也不知这厂长们能营私舞弊多少钱？至今也没见官方惩处哪一个厂长啦，这事与公安局破不了案是一个道理。反正都是一身的白毛，谁也别指责谁是“白毛女”！

俗话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只是觉得，这么多的见仁见智的议论中，有一条东西很叫我玩味、深思，那就是Q市内衣厂的 破产决非因为他的技术落后、产品老化，要么，如今的驰名商标何以还贴在这里当年内衣厂工人生产的产品上，显然，培养一批技术精湛娴熟的技工，并非一朝一夕的功夫。然而，若人心变了，变得缺了德性，变得不遵守职业道德，它会在一夜间垮台的。要么一个好端端的内衣厂怎么会倒闭呢？上海人又何以千里迢迢来与Q市的破产企业的技工联手呢？由此又使我联想到Q市的自行车公司。Q市自行车公司何以即将倒闭，我敢说，Q市的自行车质量绝对属国家同行业的上乘产品。我知道，Q牌自行车曾一度成为仅次于全国著名的两大名牌自行车之后的第三名。如今，有那么多新牌子的自行车都上来了，Q牌车何以要退出历史舞台？车没了销路吗？这个问题，我要打个大问号，凭我直观的感觉，这是一种蒙人的自我开脱责任的扯淡理论，它是经不住调查研究的。我把这种想法撂到桌面，企图否定已经内定的Q电兼并自行车公司的方案。也是想寻觅一条新的出路，以挽回走至悬崖的自行车公司，更是为解脱Q电可能陷进的灾难。

我的话说过之后，就引起不小的争论，当然还是一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永远没完的各持己见的看法。争论的焦点仍然是，自行车公司该不该被Q电兼并，倘若不兼并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实质上，这是维纲与我的争论。不同点是维纲的主张是马上由Q电兼并自行车公司。否则就会因为自行车公司工人的波动影响Q市乃至Q省的稳定。而我不主张这种兼并，但是不用兼并这种办法，又能用什么方法挽救走至末路的自行车公司呢。尽管我有一些想法，一时却拿不出切实的可行性的方案。这样，我是当然说服不了对方的，然而，对手也说服不了我。

这时候，刘书记发言了，看来他要定盘子了，我希望他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今天的书记会开的好，好在大家能把意见摆在桌面上，能打破一团和气的状态，一团和气往往是假象，有争论、有分歧、有观点才是真的。而真的东西都不拿出来，都怕对方知道似的。双方都把真象捂着、掩着、盖着，等到会开完了，真的东西在会外就显示出来，在背后就暴露出来。还美名谓叫不伤和气，这种不伤和气，实则是大伤了和气。我希望班子成员不要做表里不一的好人。我们在一块共事，就要实事求是，丁是丁，卯是卯，无论当面，还是背后，都是一样的。今天的会，好就好在把Q电该不该兼并自行车公司的事挑明了，为什么这么久，兼并的事一直争论不休，进展不下去。现在，咱们从新说说这事，俞市长，以政府那边为主，组成个解决自行车公司问题的小组，对自行车与Q电双方的情况认真分析论证一番，若兼并，马上拿出可行的方案，以两个月的时间，做出倒计时的兼并日程计划；若不兼并，马上拿出另外解决问题的实施方案，方案当然要定目标、有措施、定责任人。好了，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