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圣徒1645

　　第二章被湮没的明末烈士和遗民 
　　作者杜车别 
　　一、从诗文言辞来看明末烈士遗民的壮烈决绝 
　　鲁迅曾说“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他说的是推翻满清时的烈士，然而我觉得明末抗清的烈士的血更属于被踏灭之列，一起被踏灭的还有明朝的遗民。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烈士与遗民数量最多，事迹也最壮烈，但被刻意埋没与遗忘的程度最深。现在的人但知宋亡的崖山，但又怎知明亡时类似崖山的壮烈数不胜数！ 
　　我曾经阅读过明亡时反清烈士的言辞诗歌，悲愤亢烈，让人毛发悚然；我曾经看见过明亡后遗民心怀故国的浩叹，哀痛幽抑，让人心灵震颤， 
　　翻阅那一段历史，慷慨悲歌，血泪呜咽，无穷怨愤，一层层，一叠叠，巨涛大浪般打过来。肉体撕裂的痛苦，精神煎熬的痛苦，心灵粉碎的痛苦，凝聚绞合在一起，即便穿越几百年的时间间隔，仍旧可以感受其刺心的尖锐。 
　　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裂的时代，山河瓦解的时代，血流成河的时代，头颅堆山的时代，怒火滔天，悲泪覆地的时代，禽兽横行，无辜惨死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最高尚正直的人，和最卑劣凶残的人都提供了最淋漓尽致展现自己的舞台 
　　历数抗清中死掉的卓越人物： 
　　十四岁举义，十六岁牺牲的夏完淳[1]； 
　　七十一岁高龄起兵，八十四岁在广东文村*的黄公辅； 
　　以典吏微职率领江阴全城抵抗清军八十日的阎应元； 
　　性格狂放不羁，却出任南明官职，广州城破后抱琴而死的邝露； 
　　在广东举义，延缓清军进攻桂林的南明“三忠”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 
　　“锦心绣口”“秀眉明目”，巷战牺牲的的岭南才子黎遂球； 
　　无守城之责而与瞿式耜同死桂林，面斥汉奸的张同敞； 
　　从事长达二十年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最后慷慨就义，被历史学家顾诚誉为“几乎无可挑剔的完人”的张煌言； 
　　领导嘉定抗清，城破被杀的侯峒曾父子三人以及自缢的黄淳耀兄弟二人； 
　　在大陆上坚持明朝正朔时间最长，在永历帝被杀以后，依然顽强不屈抗清，最后一直到康熙三年，在茅麓山重重被围，兵疲粮尽的情况下，*而死的李来亨。 
　　通俗小说“三言”的编写者冯梦龙，在清兵南下时，还以七十高龄，奔走反清，他除了积极进行宣传，刊行《中兴伟略》诸书之外，应该也直接参与了抗清斗争。在清顺治三年（1646）春忧愤而死，也有说他是清军所杀。而当时的另一位通俗小说家“二拍”的作者凌蒙初已经在1644年淮安抵抗李自成军队的战斗中壮烈殉国，死的时候也已经是六十多岁，如果他多活两年，显然也同样会义无返顾的投入抗清斗争中。 
　　此外如绝食而死的大儒刘宗周，泣血而死的李定国，服毒殉国的宋应升（宋应星的哥哥），投水自尽的陈子龙、夏允彝、祁彪佳等等，数不胜数。这些还是我们可以说出名字的，还有成千上万名字都已经湮没的人物。 
　　时志明著的《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中说：“明末的士子学人，忠臣英烈，远甚前朝各代，纵然南宋之遗臣烈士在形态上亦非其比”。[2] 
　　又说“无论时世之艰迫，阵容之强盛，气节之凛然，任何一个时代的节烈之士都不能与明清易代相比” 
　　“明末清初，激于大义振臂而起的英烈之士，何止万计，在二十四桥之地顿成焦土，六朝繁华皆为人间地狱，千里莺啼的江南顷刻成罪恶渊薮的危殆之际，从朝堂到草野，凡具忠义之心，受天地正气熏染的志士仁人，他们不管是伏处民间的布衣，还是世受国恩的廷臣，都欲奋力做飞蛾一扑，以期用鲜血和生命与凶残骄悍的民族入侵做殊死搏斗，最终存中华民族一线正统之脉” 
　　《明遗民录》作者写的《异史氏与诸同志书》中说“又思宋明以来，宗国沦亡，孑遗余民，寄其枕戈泣血之志，隐忍苟活，终身穷恶以死，殉为国殇者，以明为尤烈”[3] 
　　还有人说“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明清之际遗民是大大超过了宋元之际的。朱明德《广宋遗民录》罗列了四百余人，孙静庵《明遗民录》虽达八百余人，‘而其所遗漏者，尚汗漫而不可纪极也。’有些是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顾炎武、傅山、李二曲等；有些是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史学方面的张岱、查继佐、屈大均等；有些是抗清义士但有诗文留传于世的，如瞿式耜、张煌言、吴钟峦、钱肃乐等；而数量众多的则为士大夫，如颜元的好友刁包、王余佑，黄宗羲的好友谢时符、汪魏美等”[4] 
　　明烈士与遗民的肝胆作为，可歌可泣，足以彪炳千秋；胸臆所发，痛激恻怛，足以摧人肺腑。 
　　夏完淳被清兵所抓，过江宁，望见钟山的时候，大笑说“我得归骨于高皇帝（朱元璋）孝陵，千载无恨！”， 
　　他写的《南仙吕.傍妆台.自叙》 
　　“我本是西笑狂人。想那日束发从军，想那日霜角辕门，想那日挟剑惊风，想那日横槊凌云。” 
　　“盼杀我当日风云，盼杀我故国人民，盼杀我西笑狂夫，盼杀我东海孤臣。月轮空，风力紧。夜如年，花似雨，英雄双鬓。” 
　　《别云间》“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精卫》“北风荡天地，有鸟鸣空林。……辛苦徒自力，慷慨谁为心 
　　《狱中上母书》中说“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临死前他写的绝命诗“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历英魂。” 
　　其实当时象他这样的少年抗清者不乏其人，比如屈士煌生于1630年，也是在只有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往来诸军，投身抗清斗争；还有如张家玉的弟弟张家珍生于1632年，在十六岁的时候，就“从家玉起兵”，“别率所部千人为骑兵，转斗数胜，号小飞将”。但他们得以多活了十几年或几十年，没有夏完淳这般壮烈而已。 
　　黄公辅，别人有诗写他“一疏惊天弹巨珰，一疏伏地辞骄王。”“夏肆三藩鱼在釜，殷顽几个螳挥斧？……同乡陈子壮，同榜洪承畴。一死一生不自由，那容去做东陵侯？”[5] 
　　他自己的诗“世界无情恶浪浑，瞻天愁绪不堪论”“年华八十春，死亦何足惜？”“艰难世事几时降”“忠魂料得气吞胡”[6] 
　　“南明三忠”中的张家玉[7]的诗“撒手已无儿女意，回头宁有室家谋”，“从拼侠骨齐生死，终哭奴颜拜犬羊”，“年来枯尽英雄血，独有吞胡志不磨”，“真同丧狗生无愧，纵比流萤死有光”“云崩日落豺狼啸，地黑天昏傀儡强”，“死去不妨蝇作客，生还何必爵封侯？年来努发冲如戟，愤处犹堪刺虏头” 
　　被清军“寸磔于市”的陈邦彦的诗“难将忧愤填沧海，剩有悲歌贯白虹” 
　　张煌言“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神兮变为日星” 
　　曾祖父为万历名相张居正的张同敞“亡家骨肉皆怨鬼，多难师生共哭声。想见刀头空一切，长宵盼不到天明”“白刃临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破碎山河休葬骨”“魂兮懒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和张同敞同死的瞿式耜“四大久拼成泡影，英魂到底护皇明”“二祖江山人尽掷”“坐看神州已陆沉”“举世滔滔狂不醒，孤臣矫矫行偏危。无逃大义昭千古，敢望文山节并垂”“日月晦朦天不霁，河山破碎地偏寒。俘囚血热魂常在，炯炯双眸死后看”“诗篇留血泪，千载有人知”“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与侯峒曾一起领导嘉定抗清的黄淳耀临死前血书于墙上 
　　“大明进士黄淳耀，以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于僧舍，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尚知予心！” 
　　领导江阴抗清的阎应元“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李定国在“吴三桂缢死朱由樃噩耗传来”的时候，“‘号恸祈死’，曰：‘负国负民，使中原沉沦何以对天下？何以对祖宗’”“两眼惟流血珠，号哭自掷地百许，三日不食，自表上帝以祈死，终于愤郁致病，七日而死”。“有说李定国墓在景线者，景线为旧普洱府管景线宣抚司，其墓‘至今寸草不生，蛮人过路，必稽首顿拜，大呼李将军三声而后去”[8] 
　　李定国临死前留下的遗言告诫儿子“宁死荒徼，无降也！”，他一生战功赫赫，但因为各种原因牵掣，壮志难酬，被已故历史学家顾诚评价为“在明清之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其他任何人都无从望其项背。” 
　　虽有同室操戈罪过的绍武帝朱聿鐭，被清兵抓捕后，拒绝饮食，说“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自缢而死。 
　　还有大量普通人乃至妇女都表现出可歌可泣的气节，这里仅举三例。 
　　清军南下“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清人笔记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指血题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9] 
　　永历皇帝死于昆明的时候“城中士民‘皆垂泪，有恸哭失声者’，时逼死坡脚有法华庵，庵内十八尼姑闻朱由樃殉国，即*庵内．吴承爵妻有一女一子，其令儿女先自缢，有人劝之曰：‘何乃如此’吴妻曰：‘国亡种奴，此等小孩，我死谁见怜，与其留之，谓贼作父，莫若与之俱死耳。’于是自缢死”[10] 
　　烈士慷慨赴死，遗民们则无日不生于痛苦。 
　　屈大均[11]“师仇兮未复，与国耻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报之” 
　　“文章总为先朝作，涕泪私从旧内挥。”“万古遗民此恨长，中华无地作边墙”“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血泪长江泻，愁心日月悬。千秋兰麝土，万里虎狼天”。 
　　他在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写的《翁山屈子生圹自志》更把他在满清黑暗统治下的痛愤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六十六年中，无日不蒙乎患难，无时不处乎困穷。险阻艰难，备尝其苦，亦何尝有生之所耶？所受于父母者，而已毁伤。所秉于天地者，而已戕贼。无罪而为城旦之髡，无辜而有裸国之逐，亦何尝一日而得为人也耶？则一日之生，非即一日之死耶”[12] 
　　陈恭尹[13]诗“一二孤臣山岭间，泣尽苍穹还继血。只期不负方寸心，宁知姓氏千秋列？……身膏草野几何人？毅魄英魂总英杰。……表往所以勤方将，大书特书吾所望，其副寄我山中藏” 
　　他在《先友集序》中说“更变以来，其间毙于行杨，仆于草野，逃于浮屠方士者相继，……想见其淋漓杯酒，掀髯唱酬，奋袂激昂之日。嗟夫！彼何时也？今一二存者，大抵困卧穷山，愊恻日暮。有所欲言，咀嚼喉舌间，周视四座之人而后敢发。……” 
　　明末清初云南的抗清义士陈佐才，不顾满清的留发不留头之令，蓄发明志“巍巍仍汉官威仪”，出入蒙舍山中，身骑毛驴，以示不踩清朝之地，头戴斗笠，以示不顶清朝之天，唯饮雨水度日，以示不饮清朝之水，晚年更凿石为棺，以示死不入清朝之土。他愤极之时，亦挥臂大呼“摘句寻章学腐儒，触机掩卷又狂呼。眼前多少不平事，昔赠莫邪还在无？” 
　　七十岁死，在亭柱上写着一联“其生明臣其死明鬼，不葬清土不戴清天”。 
　　家人把他埋葬在石棺之中，并在石棺上刻上他的自挽诗“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14] 
　　王夫之1672年得闻方以智殉难的消息[15]，作《闻极丸翁凶讯，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摘录两句“长夜悠悠二十年，流萤死焰烛高天。春浮梦里半归鹤，败叶云中哭杜鹃。” 
　　他以前投奔南明永历而不得时有一首诗“天涯天涯，吾将何之？颈血如泉欲迸出，红潮涌上光陆离。涟水东流资水北，精卫欲填填不得。” 
　　在康熙二十八年（1690）其自题墓石中说 
　　“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 
　　他特别告诫儿子“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己巳九月朔书授攽” 
　　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王夫之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但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其心迹可见。这和陈佐才“其生明臣其死明鬼”是同一用意。 
　　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于昆山，他身在北方，于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说“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他另一首诗：“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是把推翻清朝统治比作精卫平东海，这一事业只要一天不实现，他就一天不甘心。 
　　王邦畿《耳鸣集》自序：“十年以前不复存，十年以后不敢存，其或托微辞以自见，亦自听之，人不得已而听之也，故曰耳鸣云”，有诗云“已知世界全无地，遂令波涛尽拍天”[16] 
　　《戊子歌》（揭露清军罪恶）“鸠居雀巢，主人鼠窜。不能鼠窜，朝夕供餐。虽则供餐，犹怒不繁。束刀入市，夺民之食。驾言行迈，掳民供役，千里不犯，中道绝息。嫦娥者妆，罗列成行。几微失意，饮剑以亡。或挞未死，逐出路旁。见者饮泣，不敢匿藏。……民之憔悴，莫甚于此。” 
　　《癸巳岁》“天地已如此，人民岂复论？卖田供赋税，得米鬻儿孙。辛苦将谁告？忧思只自存。念予还有姐，饥饿在南村” 
　　《水陆道场寄幽歌》“昔时鬼少今鬼多，昔时鬼子多白头，今时鬼子多缺头。缺头持头来，持头续头去。老僧面向鬼子陈，眼前黑面是仁人” 
　　岑徵的诗边作边毁。留下的只是一些感情比较收敛的残余，何绛跋其诗云“……击缺唾壶，引满灯下，亦必见之吟咏以写其悲愤。惟与二三知己，放声朗诵数十过，或仰天大笑而继之以泣，泣已复碎其稿，投诸狂澜烈炭之中，故其诗不与俗人见者十常八九” 
　　王隼“聆阴风兮木叶下，望故国兮霜露零。曲不成兮心已碎，书不尽兮泪先零”“长夜漫漫何时旦”“龙泉罢舞灯光裂”“致书当路少，入梦故人多。暗泪已如此，明灯无奈何”“竟夕醒双眼，微吟只自呈” 
　　何巩道“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泪洒南风”“血尽眼中飞作泪，愁缠笔底写成诗”“梦中人事最分明”“十年买酒醒还醉” 
　　廖衷赤《悲今夕》“挽弓向蜗国，牵牛祭豺虎。夜鬼哭黄昏，战血流江渚”“栖栖无所事，岁月已蹉跎。世事尚如此，吾身将若何？” 
　　郭之奇“万卷诗书随一炬，千秋霜管俟他年” 
　　李成宪，“歌已而哭，哭已复歌”，“所为诗多刻厉凄婉之音，诗成，时时*其稿” 
　　函可“地上反奄奄，地下多生气”“一朝日月坠，大地共仓皇” 
　　“一读一断绝，双眼血横披。公诗化作血，予血化作诗。不知诗与血？万古湿淋漓”（《读杜诗》） 
　　“便从今日死，已是旧朝人”（《生日》） 
　　“高冥展青素，浩浩写心胸。心胸亦何有？浮云日夜撞。倾血三百斛，奔流泻石缸。化作大海涛，一荡天地蒙” 
　　易宏“予也风云为骨，月露为怀，每寄心于有恨之人，而兴哀于无情之地。时于山巅水涯，丛林破冢，荒墟古庙，残城废苑，战争之场，歌舞之地，吊遗香于月夜，哭旧垒于秋风，辄徘徊不能去，辄诗以记之。……仆本恨人，时逢幻遇。茫茫千古，怅往事之何穷。脉脉寸心，问他年而谁解” 
　　“纵成精卫河犹塞，便化啼鹃血未干” 
　　“啸昆仑之峰，孤立沧溟之外，……吾生也当于夕阳流水而俱驰，吾没也当与月露风云而长在” 
　　江浩在明亡后“酒酣辄奔往黄山绝顶，呼天问之。因举声长号，响振林谷，山中禽兽闻之，回翔踯躅，悲不能止，浩居山中四年，晨夕游息，哀至辄歌，歌已辄哭”[17] 
　　周思南明亡后饮酒呕血而死，“前太常博士王玉书哭之书曰：‘思南之倔然狂放于曲蘖间，几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置吾身于何地。昔人诗云：‘酒无通夜力，事满五更心’，德林盖期于无复醒时以自全也” 
　　林时对在明亡后，一日“湖上演剧，远望场间有冕旒而前者，或曰：此流贼破京师也，因狂号，自栏舆撞身下，踣地晕绝，流血满面，伶人亦共流涕，为之罢剧。嗣是不复出” 
　　张盖在明亡后，“自闭土室中，饮酒独酌，醉辄痛哭，虽妻子不得见，……其为诗哀愤过情，恒自毁其稿，或作狂草累百过，至不可辩识乃已” 
　　还有如当时只有16岁，后来成为天文历算学家的王锡阐，在1644年，得知崇祯死讯，满清入京的消息后，“自缢，投河，绝食，三度以死殉国”[18]，没有死成，明亡以后，基本上一生都是在痛苦愤懑中度过，“……誓不仕清，加入明遗民圈子，曾与吕留良，张履祥等在江苏讲授廉洛之学”。在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的文章中对他有过介绍，“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19] 
　　透过历史烟云，我们可以看到层层白骨，累累血污。这一场大浩劫，把中华最优秀的人物几乎扫荡略尽，把中国人脊梁骨也彻底打断，从此奴才气，瞒与骗，做戏的虚无党，精神胜利法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性。这一场浩劫。仿佛做了一个历史的大筛子，把骨头最硬，品格最高洁，才华最特出的人物几乎通过这个筛子消灭干净，余下的除了少数隐姓埋名，深居不出，壮志未酬，忍辱负重的遗民，就只剩下助纣为虐的，苟且偷生的，懦弱无能的。中国从此成为奴才之邦，禽兽之邦。 
　　纵观烈士与遗民的诗词，他们的痛苦、愤怒、悲哀如此深远，如此广大，笼罩了天地，笼罩了心灵。“血泪长江泻”“泣尽苍穹还继血”，“血尽眼中飞作泪”。他们字里行间，充斥的是对明朝的眷恋与至死不渝的归属，痛恨的是清军如豺狼横行的凶残暴虐，愤懑的是即便长歌当哭也要“周视四座之人而后敢发”，即便作诗以抒悲愤，也要“碎其稿，投诸狂澜烈炭”的黑暗压抑；他们把自己比成精卫，自嘲为丧狗、流萤、螳臂，即便是做着决绝无望的努力，也依然不改其志；他们痛苦于长夜漫漫，看不到尽头，“长宵盼不到天明”“长夜漫漫何时旦”“长夜悠悠二十年”；他们把自己灵魂置于炼狱火焰中灼烤,“一日之生，非即一日之死耶” 
　　[1]素有神童之誉，“五岁知五经，九岁善词赋古文”，他的《大哀赋》，得到“一代之大文，谁谓古今人不相及也”的评价，当时的大诗人吴梅村见到后，为之“愧敬交加，痛哭三日”。 
　　[2]时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7月 
　　[3]孙静庵《明遗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1页 
　　[4]朱义禄《论黄宗羲与全祖望的“遗民”观——兼论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宁波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 
　　[5]直到八十高龄仍旧直接参与抗清军事斗争，这在起义的人也是相当少见的。汉奸尚可喜想作书招降他，被他严词拒绝，和王兴一家于同日*而死。 
　　[6]黄公辅及以下张家玉、陈邦彦、张同敞、瞿式耜诸人的诗都引自黄海章著的《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为免烦琐，不一一注释 
　　[7]是崇祯进士，北京城破，他逃到南京；南京被陷，他又到福建参与抗清；接着又回到家乡广东组织抗清，可以算得上万里奔波，家族被屠戮殆尽，而矢志抗清，毫无动摇，最后在增城被围，矢尽炮裂，投水而死。 
　　[8]引自朱净宇《清风明月走云南:明末清初滇迤旧事》，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9]转引自时志明著《山魂水魄——明末清初节烈诗人山水诗论》，凤凰出版社，2006年7月 
　　[10]朱净宇《清风明月走云南:明末清初滇迤旧事》，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1]屈大均生于1630年，就比夏完淳大一岁，是殉难烈士陈邦彦的学生。他是大诗人大学者，同时也是反清志士，明亡后，他游历大江南北，结交各地豪杰，其中就有顾炎武等人，希图恢复，但历尽艰难，终归没有成功。他的著作被清统治者痛恨，被毁书刳墓。他的诗气魄雄放“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即便当时一些腆颜事清的文人，也不得不承认其文学成就高山仰止 
　　[12]屈大均和以下陈恭尹的诗文都引自黄海章著的《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一版，第9－25页 
　　[13]他是抗清烈士陈邦彦的儿子 
　　[14]朱净宇《清风明月走云南:明末清初滇迤旧事》，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5]根据余英时考证，方以智是被清廷抓捕后，在文天祥诗中的惶恐滩自尽而死） 
　　[16]以下从王邦畿到易宏的诸人诗文以及事迹都引自黄海章著的《明末广东抗清诗人评传》，为免烦琐不一一注释 
　　[17]以下从江浩到张盖等四人的事迹引自孙静庵所著《明遗民录》 
　　[18]尚智丛《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之学:中国科学发展的前近代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8页 
　　[19]席泽宗《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二、明末烈士遗民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如此痛苦的境地？ 
　　不是说明朝统治黑暗腐败，不亡没有天理，清朝才是顺天应人，大得民心么？不是说满清进行的是统一中国，民族融合的伟业么？ 
　　是这些烈士与遗民们忠君的思想太浓厚？太过迂腐保守么？可是王夫之明明说，可禅可继可革，还痛批唐朝韩愈的谬论“韩退之惟不知道，故其《拟文王操》有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现出他没本领，假铺排勾当，又何曾梦见文王心事来？朱子从而称之，亦未免为其佞舌所欺……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 
　　顾炎武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更不必说那些原先农民起义军成员，最后却成了打着明朝旗帜抗清最坚决最顽强，持续时间最长的力量，他们原先以反明起家，更不存在忠君不忠君的问题 
　　是这些烈士遗民们太过排外么？太过狭隘么？可是许多遗民恰恰表现出很开放的胸襟，比如朱舜水说“世人必谓中国胜于外国，古人胜于今人，此乃眼界逼窄，怍此三家村语”，比如方以智对拼音文字的研究，希望“古今中外，千万里之外，皆可对翻”，比如王夫之的文明起源论，认为在中国还没有产生文明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就已经可能产生了灿烂的文明，而当中国文明衰落的时候，世界其他地方还有可能保留着灿烂的文明。这样开放的胸襟和意识，即便是现在的许多人都不具备的。 
　　其实只要看看明朝的这些烈士与遗民的名单，这里面有天才神童夏完淳，启蒙思想家方以智、王夫之、吕留良，顾炎武，渊博学者刘宗周、黄宗羲、傅山、朱舜水；科技人才王锡阐、宋应星，通俗小说编辑者冯梦龙、凌蒙初，大诗人同时也是大学者陈子龙、屈大均，画家石涛、八大山人，小品文作家张岱。 
　　甚至有些曾经屈膝在清廷出任官职的人如钱谦益，吴梅村，以及后来出山游历周旋的人如李渔等等，他们从内心骨子里仍旧充斥对明朝故国刻骨铭心的眷恋，钱谦益更是在暗地里直接参与反清军事行动策划与联络[1]。 
　　这些人不仅从横向来说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从纵向来说，他们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和历史上的同领域内卓越人物相比毫不逊色。只要看过他们的传记，略微了解他们著作，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之为巨匠大师，每一个名字拿出来都足以光耀千秋。 
　　如果说这些人是那个时代头脑最敏锐，思想最深刻，观念最开放，胸襟最博大的人，是一个民族精华中的精华，精英中的精英，盐中之盐，应该是没有错的。 
　　既然他们的思想绝不僵化，他们的观念绝不保守，他们的胸襟绝不狭隘，那为什么他们会对那个被现在的一些人丑化污蔑的体无完肤，泼尽脏水的明朝有如此深沉的眷恋，为什么他们对满清的厌恶憎恨如此决绝与亢烈？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整个民族中最杰出最优秀的人都投入到反抗清朝的斗争，都心甘情愿的当明朝遗民而陷入自我折磨的痛苦中呢？ 
　　1、朴素的民族感情 
　　这其中朴素的民族情感是基础，这种民族情感不是建立压迫与欺凌其他民族的行为之上，而是建立在反抗压迫，反抗欺凌的基础之上；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论说教上，而是建立在最直观的感受上。尤其当民族压迫以剃发易服，留发不留头这样一种最直接最残酷最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么反抗也就必然成为有血性有骨气，不愿屈服在屠刀淫威下的人的选择。而这种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社会本能，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在历史长河演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的重重磨砺而形成的。在头脑越是敏锐，精神越是健全，品格越是高尚的人那里，这种社会本能体现的越是充分。 
　　同时这种民族情感也与维护个人尊严，人格独立，保持高度的统一，反抗满清凶残统治，从广义上说已经不仅仅是为民族而战,也是为保护个人尊严而战。当人们连选择自己的服装发型权力都被剥夺的时候，连自己民族的文化都要被阉割的时候,还不反抗，那什么时候反抗? 
　　2、理性的深刻洞察 
　　而另一方面这不仅仅是感情的需要，同样也是理性的抉择。看一些明代遗民的论述，就可以知道他们已经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文明进化的高度和宏观视野来看了 
　　比如王夫之就论述过少数野蛮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导致的结果势必是文明的倒退和劣化。“夷狄之与华夏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满清所谓尊崇汉文化不过是“沐猴之冠，优俳之戏”“亦幸虏欺人之术”，“父驴母马，其生为骡，骡则生绝”。 
　　或许有些人会把这样的言论看成是偏激之辞，但其实这里面却包含了最深刻的理论洞察力。在王夫之看来“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至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应该说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在满清统治下的三百年的时间，中国确实从明朝这样一个被世界公认为先进文明的国家堕落成满清时期被世界公认为野蛮落后的国度。 
　　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性上冷静和清醒的思考判断，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大批明朝遗民才始终坚决地站在反对满清统治的立场上，终生没有动摇。 
　　3、经历的前后对照 
　　当然除了上述两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烈士与遗民们自身经历前后对照的结果。有许多东西，拥有的时候并不觉得宝贵，失去了才觉得宝贵。对从明朝而进入清朝统治的烈士与遗民来说更是如此。 
　　在明代，如果哪个军队有抢夺民间财物的现象，立刻成为大书特书的恶行，成为群起攻之的对象，甚至勤王的部队，因为领不到足够军饷导致抢劫的行为，其带领官员都要受到严厉惩办，崇祯二年山西总兵张鸿功、山西巡抚耿如杞遵照兵部的檄调带领八千多人勤王，因为部队领不到军饷，士兵挨饿，不得不抢劫，结果张鸿功，耿如杞因为不能约束军队制止抢劫，被下狱论罪。就算到了明亡前夜，政府已经失去对军队实际控制能力的时候，那些抢劫的明军也总是成为舆论痛斥的对象，抢劫起来还是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而到了满清，军队抢劫杀人成为了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打到一个地方，就抢劫到一个地方，甚至以抢劫作为激励士气的手段，不单是统治稳固之前抢劫，统治稳固之后，依然抢掠屠杀，无恶不作。满清军队的暴行是这些明亡时的烈士与遗民所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对这样一个率兽食人的政权，他们只要还保有基本的良心和正义感，是不可能在内心承认其合法性的。 
　　在明代，民间百姓畅快议论，以及结社聚会，游行抗议都是司空见惯，即便在最黑暗魏忠贤时期的短短三年内，也无法控制民间的舆论，还有民间力量敢于出来挑战，所以才有张溥《五人墓碑记》中描绘的情形发生。而在其他时候，民间的舆论抗议更是足以影响朝廷的政策走向，官员的去留。明代的士大夫也好，百姓也好，对此都以为是天经地义的， 
　　但在清朝则如何？如果类似明朝万历和天启年间反抗矿税以及阉党的那种带有暴动性质的集会抗议，恐怕紧随而来的便是屠城，江阴大屠杀和嘉定三屠其发端都是完全出于民间自发的反抗。即便是一般性质的抗议，结果也是悲惨无比，比如清初的哭庙案，江南吴县士子一百多人，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抗粮，论其本意，不过是希望满清的横征暴敛能稍微收敛一下，并无推翻清朝统治之意，更无实际的暴力行为，不料结果是清廷大怒，，拟“罪大恶极”“不可逭者”之罪名三条，逮捕多人，最后十八名参与者被砍头。其中一个是有名的金圣叹。他在临死前写给家人的信里说“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鲁迅曾经因此批评他是“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但其实金圣叹的说法更可以看成是一种强烈的讽刺。 
　　我们不妨拿金圣叹的同时代人，明末思想家陈确在明还未亡时的同类事情作一下对比。崇祯十五年的时候，陈确（字乾初）联合海宁诸生，发起了一场反对地方官员的运动，最后的结果是迫使当地官员下台。陈翼《乾初府君行略》中说“壬午秋比，先君子以命中之技，值贪尹煽虐，辍所业攻之；当事庇贪尹，欲罪首事者，文移褫革，学宪执不许。雪涛刘公力荐科试，亦不听。是岁竟不与乡闱试，先君子夷然不以为意，谓：“捐吾生以救一县之民，亦何所惜；一乡荐，何足道哉？”诸与贪尹比者，百方恐吓，先君子屹不为动；邑众庠生，感先君子义，群聚不散，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未几，风闻辇毂，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先君子亦不以此自喜。”[2] 
　　类似的事情，在明朝众多生员，“群聚不散”进行抗议的结果是，“当事者心惕，卒解其事”，也即当地的官员心里害怕了，不得不态度软弱下来，而且最后因为舆论传播到中央政府，结果是“当事与贪尹竟中考功去”，也即便县令和更高级别负责的地方官员被免职了。 
　　那些参与哭庙案的吴县士子可能受明朝普遍风气的影响，按照心理惯性以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没有想到最后居然变成足以招来杀头的大罪，这个“无意得之”，其包含的讽刺与惨痛的意味是需要体会一下的。（当然也有人考证说其实金圣叹其实没有参加哭庙，是别人硬把他牵扯进去的，但这不影响对满清这个案件中表现的凶残暴虐的抨击） 
　　明代时候人们享有这些自由，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多可贵，可是在满清统治下，失去了这些自由，这不能不让他们抚今追昔，势必对清朝政权更加厌恶和憎恨。 
　　在明代，政府征收赋税的多少，常常是被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政府任何多征赋税的行为，都会招来舆论的攻击。皇帝想要多收赋税，往往是顾虑重重，难下决断。而最后即便真的下了增加赋税的决定，也是名不副实，各处拖欠是家常便饭，而且所有人还叫苦连天，抱怨不休，让明朝的皇帝为应对国家危机而不得不征收的赋税，都似乎成了犯罪。 
　　而在清代除了军队明火执仗的抢劫掠夺之外，所谓赋税，若是拖欠一丁半点，屠刀就架在脖子上了。有名的奏销案就是一个例子。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拖欠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 
　　民国史学家孟森对奏销案写过专论进行考证[3]“奏销案者，辛丑江南奏销案也。苏、松、常、镇四属官绅士子，革黜至万数千人，并多刑责逮捕之事。案亦巨矣，而东华录绝无记载。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以张石州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谱中，不能定奏销案之在何年，可见清世于此案之因讳而久湮之矣。”“奏销案既不见于官书，私家纪载自亦不敢于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而亦间有具体纪载之处，盖为文网所未及，仅见于清初士大夫之笔记，今当披沙而得宝者也。” 
　　“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 
　　明遗民王宋曾有诗揭露满清这一暴行“奏销令下暴如雷，书囊徒为浩劫灰”。[4] 
　　另一位明遗民陆世仪也有一首诗记述了满清淫威下江南百姓困苦之程度“近日民生殊逼仄，弱肉尽为强所食。……三吴之民尔何苦，脂膏强半供豺狼”，……半年有歌尔自许，石壕夜呼将奈何，吴民吴民乃若何”“万口叫天天彻，仰头空对苍天泣”[5] 
　　在明代，那些灾荒而起来造反的农民军，常常是被政府军围困的走投无路，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于是提出投降，而明朝政府方面则是觉得他们本来都是良民，因为饥饿而造反，也情有可原，于是同意他们投降，结果农民军获得生路之后，因为觉得造反生活更舒服更自由，又重新反叛，这样一而再再二三，大家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明朝政府折腾垮了。而到了满清统治下，农民军发现这回他们的敌人是不但反抗他们的要杀，就算没有反抗，仅仅是相关地区的平民，清军照样要杀，而且常常是灭绝性的屠杀。 
　　类似这样的对比，还有许多。总之可以这么说，在明朝，大家都是自己人，皇帝是自己人，大臣官员是自己人，一切都好说话，都容易商量。有什么不满意的现象可以咒骂批评，有什么不同意的政策可以抵制，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可以从长计议，而在满清统治下，则完全成了奴隶和主子的关系，只要稍有不如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明朝是虽然有种种缺点弊病，国家的机器运转也存在众多问题，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而到了满清统治之下，虽然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流畅，但整个社会都陷入死气沉沉中。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亲身经历的对照，所以明朝遗民中最杰出，最睿智，品德最高尚的人即便在满清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也没有动摇对满清统治的厌恶和憎恨；尽管对明朝存在的缺点提出了种种严厉的批评，但也没有改变他们对故国的怀念与眷恋。甚至原先那些明朝时期的造反农民起义军，最后却成了最顽强，坚持时间最长久地用明朝旗号来武力反抗满清统治的群体。 
　　综合上面所说的这三点：朴素的民族感情、深刻的理性思考，以及自身经历的对照比较，才使得这些烈士与遗民，这些当时的中国人中最为杰出，最为优秀的人宁可把自己置于极端痛苦的境地之下，倍受肉体的折磨与心灵的煎熬，也决不愿意屈膝与满清统治者合作，也不放弃对明朝故国的怀念与眷恋。 
　　正因为他们的选择不是出于迂腐的观念，不是出于狭隘的排外，而是出于最诚挚的感情，最深刻的思考，最切身的体会，所以即便站在现在的立场来评价，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宏观的视野上来评判，他们的作为也是值得高度肯定和赞扬的。 
　　正如我过去一段话所说的那样：“明末的反清并不仅仅是民族斗争，不是什么捍卫一姓私利的斗争，而是文明与野蛮的斗争，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国后来几百年命运的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那些坚定反抗满清侵略，为此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英雄，他们的每个人的名字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在心，他们不仅是中国的英雄，同样也是世界的英雄，他们捍卫的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同样也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利益，他们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如果因此相信满清的谎言来污蔑他们，那只能说是丧尽天良的行为。而那些投靠满清，甘为鹰犬的人，则只配受到最黑暗的诅咒，他们只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受到唾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