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敌后抗战活跃的华北地区，由于始终找不到对付八路军敌后游击战的有效方法，相反，在八路军的广泛打击下不断遭受损失，极大地动摇著日军的殖民统治并牵制着其兵力的调度使用为了扑灭中国**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1940年以后，这种扫荡更为频繁、更为酷烈。

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太行、太岳根据地时，曾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1941年7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改任日本军事参议官，冈村宁次接替其职。他到任后即提出深挖封锁沟，高筑封锁墙，强化堡垒政策以及在大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在此政策下，中国人民群众的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所有鸡鸭鱼肉飞禽走兽一概洗劫一空，对人民群众则疯狂地杀戮。仅1943年，日军在八路军北岳区3个月内就烧毁民居10余万间。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最早是从晋察冀边区开始的。1938年9月20日，日军纠集5万兵力，分八路围攻北岳区的五台地区。1939年发动春季大扫荡，深入繁峙、涞源等地区。1939年9月发动秋季大扫荡，采用"单刀直入"战术，以独立第8混成旅团，深入北岳区的中心地区。接着又集中2万余兵力，对北岳区发动冬季大扫荡。仅北岳区的崞县，从1938年9月到1939年6月，就有4万群众被残杀。

在晋冀鲁豫边区，日军的扫荡同样十分酷烈。1938年12月，日军以3万兵力进犯冀南区，被我军民粉碎。1939年7至9月，敌纠集数万兵力对太行区实施九路围攻，企图摧毁太行根据地。武乡、榆社县城被烧成灰烬，仅武乡一县就有1500人被杀害。1939年春、冬，日军两次合击冀南，平原地区的城市全被占领。1940年我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日军调集1万多兵力，对太行区扫荡，重点直指我第18集团军总部等大关所在地。日军进入这一地区后，大肆烧杀淫掠，制造了累累暴行。

在晋绥边区，日军于1940年发动了春、秋、冬三次大扫荡，野蛮蹂躏该区人民。

在山东区，1939年至1940年，日军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25次，其中万人以上的扫荡两次。1941年冬，日军以5万兵力扫荡山东区中心的临沂、留田，屠杀群众3000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

从1938年底到1940年止，日军在华北解放区发动的千人以上大规模扫荡，达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以上，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愈演愈烈。他们从华中调了两个师团到华北，加强进攻解放区的兵力。在进攻中，采用了"囚笼政策"、"铁壁合围"、"淘水战术"、"蚕食政策"等新的战术手段，并推行野蛮毒辣的"三光"政策，以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华北解放区的抗战进入了空前艰难困苦的阶段。

1941年8月，日军集中5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扫荡，时间达两个月之久。11月，日军又以2万余兵力扫荡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在北岳区，日军在平山东黄泥一带残杀无辜群众500余人；在阜平、龙华奸**女近千人；在涞源东杏花村残杀20余人，还将村长等人的脑浆取出煮所所谓的"开脑汤"，逼迫群众喝下；在曲阳野北用机枪扫射死100多人。日军在北岳区的这将扫荡，总计残杀4500余人，烧房15万余间，抢走或烧毁粮食5800万斤，抢走牲畜1万余头。

1942年，日军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冀南、冀东、冀中、晋冀豫地区作为重点扫荡地区，同时对其它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在藁无，日军杀害150余人，其中有一人被用枪托砸破脑袋，浇上三瓢开水，然后砸成肉饼；在白洋淀有50多个妇女被**，其中50岁以上的七人，11岁至15岁的八人。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军共捕杀冀中群众5万余人，日军还在冀中区先后修筑碉堡1635个，修公路、沟墙4860公里，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小块。

日军在河南内黄县枣林村，用机枪屠杀男女老幼1300余人，并把一些尸体分别填入七八口水井，又倒入一米多厚的生石灰，全村人几乎被杀绝。对此，日军第35师团的士兵富田曾于1944年揭露说：当时在机枪的射击下，"老头、老太太、孩子都纷纷倒地。过了15分钟，中队长命令把尸体抛到井里，连那些没有断气的也被抛到井里。中队长又下令把剩下的百余间房子烧尽。"

此外，日军还加紧对晋西北、大青山地区、山东区的扫荡与"蚕食"，并在这些地区野蛮屠杀人民。

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2年的两年内，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了近一倍。

1943年，日军对华北解放区的进攻有增无减，对根据地人民的屠杀更加凶残。例如，1943年9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县区进行了三个月的"秋季大扫荡"，制造了"阜平平阳惨案"、"易县寨头惨案"、"平山岗南惨案"、"灵寿大寨惨案"、"井陉黑水坪惨案"、"平山焦庄惨案"等血腥暴行。仅三个月的时间，日军残杀我人民6674人，烧房54779间，抢掠与焚毁粮食2934万斤，抢走耕畜19300余头，毁农具172600余件，使北岳人民受到了严重损失。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经常有13个师团的兵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清乡"、"清剿"、"扫荡"。平均每半个月，各根据地就要遭受一次扫荡，最频繁的时候则一周一次。"清乡"由苏南扩展至苏中、皖中和武汉近郊。特别是对苏中四分区的"清乡"连续不断进行，其残酷性是罕见的。

"全面清乡"失败后，日军又调集兵力，于6月在房东县内开始"强化清乡"。他们推行"保甲制度"，发动"自首运动"，发放"良民证"，强制群众挂门牌，携证件，不从者就烧房杀人。他们还化装搜查，遇到行人就抓捕拷问，对所谓可疑者则加以杀害。

接着日军又进行了第3、第4期"强化清乡"、"高度强化清乡"。

在上达九个月的残酷的清乡中，苏中四分区付出了很大代价，县区乡党政干部牺牲200余人，群众被日军杀害者达1000余人，被抓走者6100余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

日军为了巩固其南侵的基地，消灭东江、琼崖根据地的军民，对华南敌后根据地实施了频繁的扫荡。东江根据地从创立之始，就遭到日军的围剿和扫荡，而且扫荡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如"远道奔袭"、"拉锯清剿"、"铁壁合围"等，所到之处，皆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