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正月十八，高中没读完，我就一个人来到省城打工。

举目无亲，身上带的钱只够自己活十天的，如果十天之内找不到工作，就得打道回府，回老家去。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劳务市场。

那时候的劳务市场不像现在这样，在室内，有规有矩的。那时候的劳务市场在南湖公园。花两块钱买张门票，从公园门口进去，一进到里面就好像进了农村大集里的牲口市场一样，有把自己卖了的感觉。

刚一进去，首先是零工区。那里站着很多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个用纸壳做的小牌子，上面写着“零活”两个字，有的还写着“保姆”“做饭”“护理”的牌子，都把牌子放在胸前。

拿着“保姆”“做饭”“护理”牌子的大多数是中年妇女，也有一些中年男人，但很少。

过了零工区再往里走，是饭店的招聘区就这样。那里站的人多数是年轻人，手里的牌子写着“厨师”“水案”“抻面”“熏肉大饼”“服务员”等等。

我在饭店服务区那里站了一会儿，自己手里没有牌子，什么也不会，站在那里看别人是怎么找工作的，顺便也看看老板是如何找人的。

在劳务市场里老板和打工的很好区别，老板的派头足，衣着光鲜，眼睛里是寻找和挑剔的眼神。等打工的手里举着个纸壳牌子，脚底下放着自己的行李包，眼睛里是希翼和热切的眼神。

有个老板来到饭店服务区，立时很多人围上去，问：“老板找干什么的？找抻面吗？”

还有人问：“找水案吗？”

有人问：“找厨师吗？老板。”

老板说：“找个厨师。”

十多个拿着“厨师”牌子的人围过去，其他人走开了。

十多个厨师开始问这问那，和老板讨价还价。最后，老板相中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厨师，俩人谈好了价钱，那个厨师扛着自己的行李包跟着老板走了。剩下没有被老板相中的厨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举牌站着，等再有老板过来，再次围过去，讨价还价。

这样的情景不断发生。整整一上午我都是站在那看着，没有老板过来找我，我也没往前凑，因为咱啥也不会。

饭店服务区的下面是力工、装卸工区域，那里站着的都是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大老爷们儿，身体非常好，一看就是出苦大力的。他们没什么牌子，有的手里拿着个大锤，那就是干力工的；有的手里拿着个瓦匠铲，不用说那就是瓦匠；手里拿着锯的是木匠；还有的手里啥也没拿，五大三粗的往那一战，不用说就是干装卸的。

我看看饭店服务区，又看看力工区，在心里跟自己说，看来只能是去力工区找活干了。

离力工区十米远的地方站了不少打扮入时的女的，都很妖艳，年龄从十八、九岁到三十五、六岁之间都有，看她们的衣着打扮知道是干什么的。记得那时省城有句话叫“湖边的”，说的就是这些女人。

整个上午给我的感觉就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人在那些老板眼里根本不值钱，这些城里的老板瞧不起农村人，把出来找工作的农村人叫“臭打工的”。打工的就打工的，还得加个臭字，听着很不舒服，有骂娘和打人的冲动。

中午的时候，里面找工作的人开始往外走，也没有什么老板再进来。站了一上午，肚子有点饿了，同时也有点冻脚，感觉脚都快冻麻了。于是随着人群一起走出了劳务市场。

劳务市场外面街道两边有许多小饭店，一家挨着一家，卖啥的都有，有抻面馆、饺子馆、饼店、春饼店、盒饭等等。看了看，走进一家抻面馆要了一碗抻面。

吃抻面的时候听旁边的人说：“下午到劳务市场找人的老板少，一般都是上午来找人。”

看说话的人三十多岁，应该是出来打工好几年了，有经验，和他一起的是个年轻人，和我一样年纪，应该是中年人从老家带出来的老乡，两个人决定吃完饭回住的地方，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不行，我还得去碰碰运气，因为兜里的钱不多，得尽快找上工作，给自己找个有吃有住的地方。

吃完抻面，又花两块钱进了劳务市场。

下午的人很少，几乎比上午少了一大半。在力工区那里站了一会儿，一个中年老板模样的人走过来，到我跟前问我是不是找活的，我说是。

老板问：“装卸工干不干？”

我说：“干。”

老板说：“装卸水泥，晚上干，白天歇着。”

我说：“行。”

老板说：“一个月九百块钱，不管吃，管住，每天再给五块钱补助，自己买着吃。”

我一听心里十分高兴。一个月九百块钱，对我来说那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巨款呀。在家一年下来也收入不了九百块钱。

说实话，那一刻我的眼睛都开始冒蓝光了。

就这样，我找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装卸工。